新舊黨爭
新舊黨爭是自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圍繞在王安石變法的執行上所引發的一場黨爭。
宋神宗力圖改革宋仁宗庆历新政以来遺下的弊端,拜王安石為宰相,開以新政,是為王安石變法。新政雖切中時弊,實行上有些問題,且得罪朝中保守派大臣的既得利益,遭到舊黨極力反對。舊黨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晉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予以抗衡。
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新黨支持王安石的新政,舊黨反對新政。兩派官吏互相攻擊,一得勢就貶斥另一派士大夫,最終新党因皇帝的支持推行而獲勝,但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穩定,對北宋的政治影響頗大。新旧之争先后持續五十余年,最終導致北宋滅亡。
经过
[编辑]最初爭論只是書生之間的意氣之爭,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當政,曾輕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1]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后主導下,以司馬光專權,但因帶有個人情緒的報復,致力於盡罷新法,所謂「元祐更化」,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迫害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今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與司馬光相繼病逝,守舊派繼續掌握大權,黨爭仍無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兩黨,得勢旧黨又分成三派:
不久後蘇軾回朝報告浙西災情潦苦,洛黨的朱光庭、賈易等人藉故指控他對先帝不敬,這時呂陶、上官均挺身而出為蘇軾辯護,史稱蜀洛黨爭。至此黨爭僅淪為意氣之爭,終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
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入汴京,拜尚書省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恢復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意為繼承父业,除曾布為翰林學士,晉張商英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对元祐诸臣大肆清洗,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的贈官諡號,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流放或罷黜,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為哲宗所止。但在公家事務上,章惇甚為正派,未曾以官爵私其亲信。
宋徽宗即位後,臨朝聽政的欽聖太后將章惇则以罪贬逐於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宰相,試圖化解黨爭,但黨爭已是無可化解。徽宗親政后,起用蔡京,恢復新法,但蔡京奸險不堪,與宦官童貫等勾結,立「元祐黨人碑」,將司馬光等309人定為奸黨,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名单上诸臣后代通婚;結果忠良盡去,國事不堪聞問,加速北宋覆亡。
影響
[编辑]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2],又說“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