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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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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
原名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作者集體編寫,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
類型歷史
語言俄語
發行資訊
出版機構OGIZ Gosizdat (第一版)
出版時間1938年10月1日
出版地點蘇聯
媒介印刷
頁數350頁 (第一版)
規範控制
OCLC8504242

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俄語: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簡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КП(б)),是1938年蘇聯出版的斯大林主義歷史著作,主要論述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對蘇聯國內意識形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深遠,被稱為「共產主義聖經[1]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裡,共出版67種文本,再版3百餘次,總印數達4281.6萬冊,是蘇聯圖書出版史上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之一。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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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曾決定,「結束對黨史敘述的隨意性和混亂狀態,消除在已出版的許多黨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大量各種不同的觀點和對黨的理論和黨的歷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隨意解釋。」在他的主導下,聯共(布)中央成立了「編寫聯共(布)黨史小組」,授權全體中央書記即斯大林、波斯特舍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斯捷茨基皮亞特尼茨基負責審定工作。1935年10月成立了以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為首的籌備編寫這部教科書的專門委員會(即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2][3]

1938年9月起在《真理報》登載,次月出版。全書共12章,敘述了自1883年至1937年的歷史。《真理報》發表的期間,共産國際執委會迅速做出決議,要求各國共産黨要認真學習。[4]《真理報》發表社論稱:「認真地、仔細地、堅持不懈地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每個布爾什維克、黨員和非黨人士的職責」,並且強調進行浩大的宣傳鼓動工作。聯共(布)中央稱這本書為「掌握布爾什維主義的不可取代的指南」、「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歷史文獻」。

1938年9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把此書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波蘭文捷克文瑞典文芬蘭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馬來文、「印度斯坦文」、保加利亞文和「南斯拉夫文」,最後期限為1938年11月15日,歷時1個半月。 聯共中央專門決議根據聯共歷史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思想,以在全世界推廣斯大林模式[5]

在1930年代,斯大林曾試圖借《蘇聯國內戰爭史》向世界傳授俄國革命的經驗,他認為「《簡明教程》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清洗腦筋,以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眾所周知的概念和術語低級趣味化,完全恢復作為布爾什維克主義財富的那些觀點,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襲,使其不被低級趣味化。」[6]1938年11月14日,聯共中央決議《簡明教程》「是對聯共黨史的主要問題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官方的、可信的說法,不允許有任何其他的、任意解釋。」

此書出版後,其他所有關於聯共黨史的著作統統被封存或燒毀,關於聯共歷史上的各種事件、人物的寫法、評價統統按照《簡明教程》改寫,斯大林成了黨史中的主角。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發出通知,要求聯共全體黨員和各國共產黨人都要認真學習,並將書中的口徑作為理解蘇共黨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唯一範本。[7]該書的出版的目是「要給黨的積極分子對聯共(布)黨史有一個統一的指導,使黨員和積極分子對這種指導不產生懷疑...表達思想、說明觀點、闡述黨的方針」。[8]1939年10月1日,《教程》出版一周年,《真理報》稱《教程「是斯大林本人對我們幹部的關懷和最大的關注」,「是中國勞動人民獲取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域中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最有價值的新貢獻並且是其輝煌的發展」,「是最先進的科學」。同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被取消,除了人文科學各系外高校停止了哲學課。[9]蘇聯高等院校開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的新課程,以《簡明教程》作為教材,直到蘇共20大以後此課程才被取消。[10]當時,此書成為了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準則,規定了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

該書在蘇聯國內再版300多次,譯成31個國家的文字,在世界共發行了約4.7億冊。[11]為了檢查和控制的順利進行,斯大林在組織機構上進行了調整,把黨的宣傳鼓動工作集中在一個部門,與報刊部合併為統一的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局,同時在每個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的黨組織中成立相應的宣傳鼓動部。1939年10月19─2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廣泛宣傳和學習該書。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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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期間,斯大林本人提出了編寫依據[12]

  1. 為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而鬥爭(從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小組——1883年到《火星報》最初幾期的問世——1900—1901年」)
  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和黨內布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的出現(1901—1904年)
  3. 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1904—1907年)
  4. 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以及布爾什維克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民主工黨(1908—1912年)
  5.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前工人階級興起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2—1914年)
  6. 帝國主義戰爭和第二次俄國革命,即二月革命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4—1917年2、3月)
  7.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和發動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4月—1918年)
  8. 國內戰爭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18—1920年)
  9. 轉向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工作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21—1925年)
  10. 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26—1929年)
  11. 為農業集體化而鬥爭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30—1934年)
  12. 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和實施新憲法時期的布爾什維克黨(1935—1937年)

五階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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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和斯大林提出了「五種社會形態說」或「五階段論」[13],認為人類歷史是沿着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直線發展。理論的源頭自馬克思和恩格斯,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4]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中把五種社會形態體系化,變成了自然科學意義上絕對不可更改的規律。該書與《蘇聯共產黨歷史》提出「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的創造者」。歷史的進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階級鬥爭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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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強調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不可避免,認為「如果不作這樣的說明,聯共歷史上各種流派的鬥爭就會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糾紛,而布爾什維克就會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藥的好鬧糾紛和好打架的人。」該書出版期間,蘇聯正值大清洗,該書為此提供了依據,認為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理論,說這是「列寧的著名原則」。[15][16]

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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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把民主集中制概括為:「(一)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從上到下按選舉產生;(二)黨的各級機關定期向自己的黨組織報告工作;(三)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四)上級機關的決議,下級機關和全體黨員必須絕對執行。」[17]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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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沒有一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勝利;
  2. 工人階級政黨不掌握馬列主義理論,就不能充當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3. 不粉碎破壞工人階級統一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
  4. 工人階級政黨要同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作不調和的鬥爭;
  5. 黨不能陶醉於勝利而驕傲,要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點,承認並開誠布公地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領導者;
  6. 工人階級政黨要同群眾建立廣泛聯繫,傾聽群眾呼聲、了解群眾疾苦,要有教導群眾而且向群眾學習的決心。
  7. 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該書的特點是「以論代史」,將史實按照主觀論述需要加以剪裁,突出部分領導人的個人作用。批判者認為該書是一部「無人化」的歷史,在其中僅有類似於列寧、斯大林兩個英雄人物,以及一群反對他們的「鬼」。將蘇俄歷史改為一部「路線鬥爭」史。把十月革命的勝利說成是列寧和斯大林兩人領導的,為他從肉體上消滅十月革命的其他領導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製造了「根據」。[18][19]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宣告:「蘇維埃國家的主人是蘇聯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流的老爺不過是暫時竊據了國家職務,而這個國家是隨時都可以把他們從辦公室里當作垃圾扔出去的。」

斯大林為統一各國共產黨口徑,宣稱蘇聯所做的一切,包括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都是正確的,是為了保衛和平與支援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一條金光大道,與一切機會主義分子決裂和分道揚鑣、高速工業化、蘇聯農業集體化、以「大清洗」的方式無情鎮壓階級敵人和人民之敵是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只有他的越來越尖銳的黨內鬥爭和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以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才是維持蘇聯大國和強國地位的保證。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正在向共産主義過渡;斯大林是列寧主義的惟一繼承人,並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切勝利皆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取得的,列寧—斯大林的路線必勝。因此,武裝保衛蘇聯,就是保衛世界的和平與社會主義,而為了保衛蘇聯,就必須捍衛斯大林的英明和正確。[20]斯大林所主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與日丹諾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諸多政治讀物樣板確立「黨文化」。[21]

對領袖的神化,對斯大林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神化,對斯大林主持下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神化,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神化就成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主線。斯大林死後,蘇聯重新編寫《蘇共黨史》;赫魯曉夫倒台後,勃列日涅夫時期又重新編寫;戈爾巴喬夫時期又要重新編。斯大林的後來者們,無論是馬林科夫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都沒有能擺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書寫歷史的方法。[22]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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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由斯大林提供大綱、提供分期法,最後又由斯大林審閱定稿,推行斯大林個人崇拜。反斯大林主義者認為,這部著作對列寧創建黨的歷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其主要觀點為:

  1. 新經濟政策階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黨史之外,這就基本否定了列寧的這一創造性政策。
  2. 製造了俄國革命的「兩個中心」、「兩個領袖」的理論,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寧並列的地位。
  3. 把一部生動豐富的黨史變成了一部乾癟枯燥的黨內鬥爭史。斯大林是除列寧之外提供正確路線、方針和正確理論的唯一「源泉」。
  4. 編撰者以種種手法歪曲歷史,或藉助斯大林的言論為歷史事件定性,或者通過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誇大其歷史功績,甚而通過偽造史實,製造斯大林同列寧的「偉大友誼」,以抬高其歷史地位。

《聯共黨史》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作為評判對與錯的唯一標準,竭力醜化和貶低蘇共其他領導人,將所有持與斯大林意見不同的元老們,一律斥之為「機會主義」、「人民公敵」、「叛徒」、「賣國賊」、「特務」、「暗害者」等等。為斯大林大規模屠殺老布爾什維克們,實行社會恐怖,製造「完美」理論依據。

蘇共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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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上開始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23],3月28日《真理報》發表題為《為什麼個人崇拜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專論,列舉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斯大林傳略》兩本書,指責斯大林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首次公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24]蘇共二十大以後,在全世界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該書停止出版。當赫魯曉夫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層上調整斯大林模式,與中國共產黨產生分歧和論戰。南斯拉夫則要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反對中共的「斯大林主義準則」。[25]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針對蘇聯、東歐國家改革反而強化斯大林模式,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對斯大林模式的任何調整都看成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26]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以更加強化的方式來發展經濟,1958年開始搞「大躍進」、刮「共產風」。[27]

1987年,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重新評價了布哈林,開始重新審視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基礎的整個意識形態。他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這是使我國社會朝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 [28]1988年底,蘇聯開始修改從斯大林時代所沿襲下來的哲學教科書,推出全新的教科書《哲學導論》,試圖完整展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全部豐富」[29]。1986年,蘇聯歷史學家馬斯洛夫撰文揭示了斯大林對聯共黨史的篡改。他強調斯大林是有意識地對黨史科學進行特殊控制,使之為個人目的服務。[30]

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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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慶祝斯大林生日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對中國共產黨有過重大影響的著作,使斯大林模式傳入中國。[31]1938年出版後迅,任弼時協助蘇聯外文出版局校訂中譯本並參與翻譯工作。[32]1938年,出版兩個月後,《延安日報》開始出現相關介紹。1941年,為加大宣傳而發行到十萬餘冊,中共中央高度評價此書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百年來對國際共運的總結」。[33]此書成為中國共產黨學習和宣傳馬克思的主要教材。[34][35]

此教程曾長時期被指定為中國全國高校「馬列主義基礎課」教材。1941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表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教材。《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36]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中全會上根據指出「共產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37]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仿照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方法,通過正確與錯誤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對比,來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正統地位。[38]在1949年以後,中共進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寫出一部更系統的類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那樣的中共黨史教科書《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特點是「以喬木同志的書為經,以伯達同志的書為緯」,同時參照毛澤東的著作和黨報各個時期的社論,基本上是史從論出。[39][40]文化大革命後,除了毛澤東以外,幾乎所有在毛澤東之前或與毛澤東同時代的中共黨的領導人,在中共黨史書中或者被隱去姓名、事跡,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產黨歷史上的每一項成功,不管有無事實依據,統統記在了毛澤東的頭上。

中共上台後,《簡明教程》被指定為廣大幹部學習的基本教材。從50年代初起,宣傳部、教育部等就陸續做出規定,強調要「通過黨史宣傳與教育,幫助人們了解黨的歷史經驗,認識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系統地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問題、解決問題,增強識別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能力」。[41]1956年之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還是全國高校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課的主要教材。此外,中共在《簡要讀本》的指導下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42]整風反右、大躍進、反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43]1964年2月《簡明教程》錄入中宣部的《幹部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目錄》作為中共高級幹部提高理論水平的教材。[44][45]而凡是馬克思以後的非馬克思主義著作只能內部發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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