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马来西亚人
| 马来西亚日本人 | |
|---|---|
| 总人口 | |
| 21,385人（2014年）[1] | |
| 分布地区 | |
 吉隆坡、 雪兰莪 | 5,275人[2] |
 槟城 | 1,655人[2] |
 柔佛 | 944人[2] |
 沙巴 | 380人[2] |
 霹雳 | 245人[2] |
 砂拉越 | 212人[2] |
 马六甲 | 138人[2] |
| 语言 | |
| 日语、马来语、英语[3] | |
| 相关族群 | |
| 日裔 | |
马来西亚日本人，是指移居马来西亚的日裔族群。日本人于19世纪末期起开始移居英属马来亚。
历史
[编辑]| 年份 | 男性 | 女性 | 总数 |
|---|---|---|---|
| 1891年 | 14人 | 100人 | 114人 |
| 1901年 | 87人 | 448人 | 535人 |
| 1911年 | 337人 | 1,692人 | 2,029人 |
| 1921年 | 757人 | 1,321人 | 2,078人 |
| 1931年 | 533人 | 790人 | 1,323人 |
自足利幕府开始，日本商人已与马来亚人接触。其后由于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人与马来亚人的接触亦开始减少，只有琉球群岛商人仍然继续与马六甲人接触[5]。1911年人口普查时，有2,029名日本人在马来亚居住，其中五分之四为女性。但另有史料指出居于马来亚的日本人达四千人[4]。北婆罗洲（今沙巴）的山打根是日本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山打根的日本人墓地是现时少数保留的日裔遗址[6]。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马来亚，很多日军和日本公司雇员因而移居马来亚。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大多遣返回国，其中6,000名日本人经新加坡裕廊中转营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战后，有200至400名残留日本兵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图阻止英国重新控制马来亚[7]。这批参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残留日本兵中，最多人驻扎在霹雳江沙，这批残留日本兵其后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莱特下令处决，而其他残留日本兵则加入了马共，并隐藏留在丛林[7]。直至1990年，仍有2名仍跟随马共隐藏在马泰边境的日本人，他们其后遣返日本。据媒体访问，这些残留日本兵表示，他们留在马共是因为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有义务协助马来亚脱离英国独立[8]。
200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成为日本退休人士的热门目的地。2002年至2006年，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接获513份来自日本的申请[9]。由于马来西亚购房成本和雇用家庭佣工的成本较日本低，驱使这批退休人士选择移民马来西亚[9]。这些退休人士因为无法负担日本高成本的退休生活，故有时认为自己是经济移民以至经济难民[9]。但整体来说，自1999年至2008年间，马来西亚日本人的人口下跌了五分之一[2]。
从商及就业情况
[编辑]明治初年，移居马来亚的日本人多为流浪水手和奴役下的娼妓（南洋姐）[5]，其中大部份来自九州。日本政府对他们的境况不闻不问，直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爆发后才对其进行探访，以避免损害日本的对外形象。他们的存在和他们赚取的收入组成早年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小型商业圈子[10]。其后，他们扩张自己的业务，加上日本在东南亚的商业利益，改变了日本人在马来亚人口的比例[5]。日本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以打击日本女性在马来亚从事娼妓业。1920年代，大部份娼妓都遣返日本[6]。
20世纪初，大部份在马来亚的日本人以栽培橡胶树为生。1917年橡胶业的高峰期时，有1,776名日本人获聘为橡胶培植厂员工[11]。他们主要在日资橡胶培植厂工作，这些工厂多集中在柔佛、森美兰和婆罗洲[11]。1917年，日本人在柔佛持有的橡胶种植场面积达170,000英亩（690平方千米）[5]。但是，英国殖民政府在同年立法，规定不得将超过50英亩（200,000平方米）的土地售给外国人。由于该项立法最影响日本人的利益，引发日本领事对此表示抗议，但无法改变英国殖民政府的决定[4]。1920年代末，由于国际橡胶价格下跌，马来亚橡胶培植厂的数目下跌至约600间[11]。1921年至1937年间，23间马来亚日资橡胶培植厂中，有18间结业[11]。
在槟城的日本人则呈现与马来亚其他地区的日本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马来亚其他地区相似，早年日本人多在槟城从事娼业。早在1893年，日裔社群已建立起自己的坟场。在“溢出效应”的影响下，其他日本行业的工人亦迁入槟城，并在该地从商、从医及从事酒店业。这些日本人亦获得槟城本地人光顾，他们发现槟城本地人觉得他们的素质高，而且比欧洲人提供的同等服务便宜。日本人亦成立了槟城首间戏院和照片工作室。日本人开办的商店多集中在辛特拉街和日本新街一带。由于日本往返欧洲的远洋轮船数量增加，而这些远洋轮船又在槟城稍作停留，槟城的日裔酒店业主扩充了他们除娼妓以外的客户群，他们利用累积的资本和经验去建立更高质量的酒店，以迎合这批远洋轮船乘客的需要[12]。
1970年代，日本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或与马来西亚联营的公司数目显著上升[3]。1979年，在马来西亚的日资联营公司中，有43%从事制造业，主要生产电子产品、化学产品及木材[13]。日本制造业在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设厂的数目因应1985年《广场协议》所制订的日圆强势政策而增加[10]。与英资或美资公司比较，马来西亚的日资公司多倾向雇用外籍雇员。据1985年的调查显示，平均每间日资公司有9.4名日籍雇员，但该数字呈下降趋势[3]。
跨种族关系
[编辑]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导致了满洲国的成立，亦因此引发马来亚华人的排日运动[10]。在槟城，华人社团领袖鼓励华人社群抵制日资商店及日货。在马来亚日占时期，华人怀疑留在马来亚的日本人为日本政府的间谍或线人，但当时亦有从事日货贸易的华人与日占政府合作，亦有部份流利闽南语和日语的台湾人充当马来亚人和日占政府之间的桥梁[12]。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日资公司管理层展示了跨种族关系的另一面。这批日资公司管理层由于文化背景类似的缘故，较偏好使用华人多于土著[13]。虽然在马来西亚的日资公司打算将管理层本地化，但这些公司的大部份经理仍多为日本人。亦有单身的高级本地华人经理在日本的大学毕业后迎娶日本女人，但日本经理的妻子多看不起这些女人，并与她们的接触不多[13]。在马来西亚日资联营公司或日资企业的日本人员工倾向组成一个“封闭和专属的圈子”，并只与他们的马来西亚同事和下属发展关系。虽然这些日本人至少懂英语，但与其他马来西亚人之间仍有语言障碍，加上这些日本人只会在马来西亚居住一段较短的时间，这是两者之间较少交往的原因[3]。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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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成立的新加坡日本人会在马来亚各地成立了分部，这些分部均得到马来亚警察情报部门密切关注[4]。
一些马来西亚的主要城市设有日本人学校，包括位于雪兰莪州梳邦的吉隆坡日本人学校[14]、柔佛日本人学校[15]、亚庇日本人学校[16]和槟城日本人学校[17]。位于霹雳州怡保的霹雳日本人学校是补习授业校[18]。
居于马来西亚的日本人多居于邻近日本人学校或其他国际学校的高层公寓楼[19]。
流行文化
[编辑]在日本，20世纪初期马来亚日籍娼妓的历史由山崎朋子改编成小说《望乡》[6]。该部小说其后翻拍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6]。
参考资料
[编辑]- ^ The number of Japanese residents (April 201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 [2014-04-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6）.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マレーシア在留邦人数の調査結果について, 在マレーシア日本国大使馆, 2009-02-14 [2016-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24） （日语）
- ^ 3.0 3.1 3.2 3.3 Imaoka, Hiroki, Japanese management in Malaysia (PD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22 (4)[永久失效链接]
- ^ 4.0 4.1 4.2 4.3 Denker, Mehmet Sami, Ties That Bind: Japan-Malaysi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DF), İktisadi ve idari bilimler fakültesi dergisi, 1998, 8 (1): 1–15 [2016-11-18],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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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7.1 Bayly, Christopher Alan; Harper, Timothy Norman, Forgotten wars: freedom and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674-02153-2
- ^ 2 Japanese emerge after 45 years of fighting with guerrillas in Jungle, Deseret News, 1990-01-12 [2011-06-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8-10）
- ^ 9.0 9.1 9.2 Ono, Mayumi, Long-Stay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Japanese Retirees in Malaysia, Yamashita, Shinji (编),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 in a comparative focus (PDF),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77: 151–162, 2008 [2016-11-18], ISBN 978-4-901906-57-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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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panese expatriates prefer high-rise condominiums with schools nearby, New Straits Times, 2001-02-10 [2010-01-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04）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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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ullah, Syed R. S.; Keenoy, Tom. Japanese managerial practices in the Malaysian Electronics Industry: Two case studies 32. 1995: 747–766. doi:10.1111/j.1467-6486.1995.tb00150.x.
|journal=被忽略 (帮助);|number=被忽略 (帮助) - Raduan, Che Rose. Japanese style management abroad: The case of Malaysian subsidiaries. Selangor, Malaysia: Prentice Hall, Pearson Education. 2002. ISBN 978-983-2473-01-5. OCLC 51554618.
- Smith, Wendy A. Japanese management in Malaysia 13. 1993: 50–76. doi:10.1080/10371399308521875.
|journal=被忽略 (帮助);|number=被忽略 (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