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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最后一次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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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为其中两名被处决者设立了纪念碑。

西班牙的最后一次死刑是在1975年9月27日，当时军事法庭以谋杀警察与宪兵的罪名判处五人死刑，随后将他们枪决。其中两人是巴斯克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ETA（政治-军事派）（英语：ETA political-military）的成员，另外三人则属于反佛朗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革命反法西斯爱国阵线”（FRAP）。当时的西班牙是西欧唯一的独裁国家。自战后以来，因与纳粹德国在1930至1940年代的关系密切，加上独裁领袖佛朗西斯科·佛朗哥是透过政变上台，西班牙在国际间声望低落，长期遭到孤立。因此，这次处决引发强烈争议，不仅国内爆发抗议，国际社会也纷纷谴责，甚至有示威者袭击西班牙大使馆，十五个欧洲国家更以召回驻西大使作为外交制裁。

这次处决后，西班牙再无执行死刑。两个月后，佛朗哥去世。1978年《西班牙宪法》基本上废除了死刑，但仍在军法与战时特定情况下保留例外，直到1995年，这些条款才被完全废除。2012年，巴斯克政府的一个委员会调查后认定，当年两名被处决者的审判过程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并向其家属提供赔偿。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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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西斯科·佛朗哥于1939年在西班牙内战后掌权，在这场内战期间，各个派系都曾大规模处决政治对手。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海伦·葛拉汉（英语：Helen Graham (historian)）、[1] 保罗·普雷斯顿、[2]安东尼·比弗、[3]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英语：Gabriel Jackson (Hispanist)）、[4]休·汤玛士（英语：Hugh Thomas (historian)）和伊恩·吉布森（英语：Ian Gibson (author)）[5]都认为，佛朗哥政权对政治对手的处决，即后来被称为白色恐怖，是一项有计划的政策。相较之下，反佛朗哥势力进行的处决并未获得当时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的批准，而佛朗哥正是试图推翻这个政府。原本在1932年已被废除的民事案件死刑，于1938年由佛朗哥重新恢复。[6]

战后对西班牙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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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佛朗哥始终同情轴心国，并曾考虑加入战争站在其一方。[7] 他与纳粹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且许多的佛朗哥支持者对纳粹主义抱有同情。[8][9]这使得西班牙在战后初期被国际社会排斥，特别是被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孤立。[10]1946年，欧洲各地爆发针对佛朗哥政府的大规模抗议示威。[11]1950年代，随着冷战局势升级，西方国家对佛朗哥政府的态度逐渐缓和，其反共立场使他成为可靠的盟友。[7]这导致美国政府不愿支持可能破坏佛朗哥政权稳定的措施。[12]

1974年，葡萄牙的威权政府和希腊的军事政权相继倒台后，西班牙成为西欧唯一的独裁政权。当时，西欧多国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因为佛朗哥透过政变上台，所以这些政党长期痛恨他。当时西欧普遍反对死刑，多数西欧国家已停止执行死刑。[13]

西班牙死刑的逐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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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西班牙内战及其后不久，多达20万人遭到处决，但从1948年到1975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期间，共有48人被处决。[14]其中，17人遭行刑队枪决，31人则被绞刑处决。[14]历史上，西班牙主要使用铁环绞刑作为处决方式，而行刑队则多用于政治和军事犯。[15]1966年至1972年间，西班牙未曾执行死刑。[16]1970年9月的布尔戈斯审判（英语：Burgos trials）判处六名ETA成员死刑，但在国际压力与批评下，佛朗哥将死刑改为其他刑罚。[16]

新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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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左翼和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暴力行动，西班牙政府于1975年8月26日通过了一项新的反恐法。根据该法，同情恐怖分子将面临最高12年的监禁刑罚。[17]该法律重新设立了军事法庭，并赋予其权力，可对被判定犯有反国家恐怖主义罪行的人执行死刑。[12]此外，该法将嫌疑人的审讯拘留时间从3天延长至5天，并允许在法官批准下最长可达19天。[18]作为回应，欧洲议会就一项由欧洲共同体社会党联盟提出的动议进行辩论，该动议谴责这项新法律侵犯人权，并呼吁暂停欧洲经济共同体与西班牙的关系。[19]

审判和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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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迅速实施。首场军事法庭于1975年8月28日在卡斯特里略德尔瓦尔举行，当时巴斯克祖国与自由（ETA）成员何塞·安东尼奥·加门迪亚（José Antonio Garmendia）和安赫尔·奥塔埃吉（Ángel Otaegui）因1974年4月3日在阿斯佩蒂亚杀害一名宪兵格雷戈里奥·波萨达斯（Gregorio Posadas）而被判死刑。[20]加门迪亚被指控枪杀波萨达斯，而奥塔埃吉则被控协助其逃离警方。加门迪亚在审讯期间遭枪击，导致昏迷，并因身体状况无法签署供词，只能在一份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指纹，而这份供词将奥塔埃吉牵连其中。尽管证人无法识别加门迪亚，且医生证明他无法确认供词，但他与奥塔埃吉仍被判有罪。[18]

1975年9月11日，在奥约-德曼萨纳雷斯，五名FRAP（英语：Revolutionary Antifascist Patriotic Front）成员接受审判，尽管其律师试图延后庭审，但未获准许。辩护律师在检方陈述时提出异议，认为起诉内容有误，并遗漏关键细节。他们还指出，由于媒体将被告描述为“杀人犯”，使得审判无法公正进行。[21]

审判结果为FRAP成员弗拉迪米罗·费尔南德斯（Vladimiro Fernández）、曼努埃尔·布兰科（Manuel Blanco）和何塞·翁贝托·巴埃纳（José Humberto Baena）因1975年7月14日在马德里杀害武装警察卢西奥·罗德里格斯（Lucio Rodríguez）而被判死刑。[20]巴埃纳曾是当时非法的西班牙共产党成员，并于1970年参加学生示威后被捕入狱。他的父母声称，案发时他人在葡萄牙，而主要证人之一未获准出庭作证。[22]尽管检方要求对五名被告全部处以死刑，帕布罗·马约拉尔·龙达（Pablo Mayoral Ronda）和费尔南多·谢拉·马尔科（Fernando Siera Marco）分别被判处30年和25年徒刑。被判死刑的三名被告均提出上诉。[23]1975年9月16日，第三场军事审判在Hoyo de Manzanares举行，FRAP成员曼努埃尔·卡尼亚韦拉斯（Manuel Cañaveras）、玛丽亚·赫苏斯·达斯卡（María Jesús Dasca）、孔塞普西翁·特里西安（Concepción Trisián）、何塞·路易斯·桑切斯-布拉沃（José Luis Sánchez-Bravo）和拉蒙·加西亚·桑斯（Ramón García Sanz）因1975年8月16日在马德里谋杀宪兵安东尼奥·波塞（Antonio Pose）而被判死刑。[20]

最后一场军事审判于9月19日在巴塞罗那举行，ETA成员胡安·“奇基”·帕雷德斯·马诺特（Juan "Txiki" Paredes Manot）因1975年6月6日在巴塞罗那枪杀武装警察奥维迪奥·迪亚斯（Ovidio Díaz）而被判死刑。1975年9月26日，由佛朗哥主持的西班牙部长会议确认对五人的死刑判决，包括FRAP成员何塞·翁贝托·巴埃纳、拉蒙·加西亚·桑斯和何塞·路易斯·桑切斯-布拉沃，以及ETA成员安赫尔·奥塔埃吉和胡安·帕雷德斯，而其余六人的死刑则被减刑。[20]

对判决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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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判决引发了国际间对西班牙政府的批评与抗议。意大利、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发生大规模示威，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亲自领导瑞典的抗议行动。[18]荷兰外交部长正式向西班牙大使提出抗议。[24]在里斯本，西班牙大使馆遭袭击并被纵火。[18]在瑞士，抗议者占领西班牙大使馆长达两小时。[24]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呼吁暂停西班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资格，[18]但美国否决了这一提案，认为这是西班牙的内政问题。[25]教宗保禄六世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周日祈祷中，请求西班牙政府对被判死刑者予以宽恕，[18]但同时也谴责了他们所犯的罪行。[26]佛朗哥的弟弟尼古拉斯·佛朗哥（Nicolás Franco）也加入呼吁宽赦的行列，以佛朗哥的基督信仰为由进行劝说。[27]

一群法国知识分子，包括演员伊夫·蒙当、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和记者雷吉斯·德布雷，试图在马德里召开记者会，宣读一份谴责这些判决的声明，但遭警方拘留并被驱逐出境。[27]

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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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雷德斯在萨劳特斯的墓地

处决于1975年9月27日进行。安赫尔·奥塔埃吉（Ángel Otaegui）于08:30在布尔戈斯的维亚隆监狱（Villalón prison）首先被处决。[27]胡安·帕雷德斯（Juan Paredes）于08:35在巴塞罗那被处决。[27]根据他的兄弟说法，帕雷德斯在行刑前面带微笑，并高唱巴斯克军队颂歌（英语：Eusko Gudariak）。[28]

其余三人则在奥约-德曼萨纳雷斯被处决，何塞·翁贝托·巴埃纳（José Humberto Baena）于09:20被处决，拉蒙·加西亚·桑斯（Ramón García Sanz）于09:40被处决，何塞·路易斯·桑切斯-布拉沃（José Luis Sánchez Bravo）于10:00被处决。[27]

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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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FRAP成员于当天上午被埋葬在奥约-德曼萨纳雷斯。[18]遭处决者的家属声称，他们被拒绝进入当地墓地祭拜，并与警方发生冲突。[28]然而，摄影记者古斯塔沃·卡塔兰·德乌斯（Gustavo Catalán Deus）见证了葬礼，他表示，一些家属确实在场，与警方、军方成员及律师一同出席葬礼。[18]家属先前曾指控警方在卡拉班切尔监狱（英语：Carabanchel Prison）内对其中一名被判死刑者的母亲施暴，当时她正与儿子进行最后会面。[28]何塞·路易斯·桑切斯-布拉沃（José Luis Sánchez Bravo）的遗骸后来被迁葬至穆尔西亚，而拉蒙·加西亚·桑斯（Ramón García Sanz）的遗骸则被迁葬至马德里。[18]胡安·帕雷德斯（Juan Paredes），原先被埋葬在巴塞罗那，于1977年1月12日被迁葬至萨劳斯。[29]

对处决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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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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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斯克地区，约3,000人在阿斯佩蒂亚参加抗议游行，而在圣塞巴斯提安的示威规模更大，约有30,000人参与。[17]在阿尔戈尔塔（英语：Algorta）的一场示威活动中，警方开枪导致六人受伤。[17] 在马德里，一场为死者举行的天主教弥撒后爆发抗议，并有人遭到逮捕。[17]此外，巴斯克地区于1975年9月30日发起为期两天的大罢工，约有200,000人参与。[17][30]

国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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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西班牙大使馆及领事馆前爆发示威。[28]在布鲁塞尔，西班牙大使馆遭纵火攻击。[31]荷兰政府组织了全国性抗议日，[31]在乌特勒支的示威由荷兰首相约普·登厄伊尔带领。[32]

在英国，执政的工党通过决议谴责这些处决。[31]波兰与匈牙利撤回了驻西班牙的商务代表，而15个欧洲国家（西德、东德、英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瑞士、葡萄牙、奥地利、瑞典、爱尔兰、卢森堡和意大利）则撤回了各自的驻西班牙大使，以示抗议。[20]

作为回应，西班牙召回了驻挪威、东德、梵蒂冈、西德及荷兰的大使进行磋商，并无条件撤回驻葡萄牙大使，以抗议该国大使馆遭袭事件。[17][28] 西班牙银行也暂停与葡萄牙埃斯库多的交易。[28]

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谴责佛朗哥政府为“邪恶的杀人凶手”。[33] 在联合国，瑞典政府试图推动一项谴责西班牙政府的声明，但遭美国联邦政府修改为一项更为广泛的声明，仅谴责人权侵犯，未特别提及西班牙。[25]

西班牙国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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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媒体受佛朗哥政府控制，[34]大多支持这些处决。《先锋报》谴责被处决者犯下“卑劣且不可容忍”的罪行，并主张虽然任何死亡都令人遗憾，但“为真正自由的社会服务的强大国家”是对抗“试图破坏和平的狂热分子”所必需的。[35]

《ABC》批评外国安保部门未能保护西班牙驻外机构免受“极左势力”袭击，并表示希望西欧各国政府能够尊重西班牙人民对“内部和平”的渴望。[36]

1975年10月1日，马德里民众举行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声称超过100万人参与。[37] 佛朗哥在示威中发表演说，谴责“协助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左翼-共济会阴谋”。[37]这是佛朗哥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参加公开示威活动。[20]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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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决之后，外界一度推测可能有多达27名囚犯将面临死刑。[17]然而，这些预测最终并未成真。佛朗哥于1975年10月下旬病倒，且未能康复，于1975年11月20日去世。随着他的去世，死刑实际上被废除，[38]因为此后再未进行任何处决。[39]1978年《西班牙宪法》正式废除所有民事犯罪的死刑，但在战时的军事处决仍例外保留。1995年，西班牙议会全面废除死刑，无论任何情况均不再适用。[40]被处决者的家属持续寻求推翻判决并要求赔偿，理由是审判过程存在严重不公。2004年，他们向西班牙宪法法院提出上诉，但被法院驳回，理由是法院无权处理1978年12月宪法生效前的案件。2005年9月，欧洲人权法院以类似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指出西班牙在1975年尚未签署《欧洲人权公约》。[22]

2012年11月，巴斯克政府的一个委员会认定，对“奇基”（Txiki）帕雷德斯与奥塔埃吉（Otaegui）的定罪过程违反了他们的公平审判权，并裁定向其家属支付€135,000赔偿金。[41]何塞·翁贝托·巴埃纳（英语：José Humberto Baena）的姐姐弗洛尔·巴埃纳（Flor Baena）则持续为其兄长平反，她表示自己并不寻求金钱赔偿，而是希望还其清白。[42]

2014年11月，西班牙警方拒绝执行阿根廷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的引渡请求，该请求基于1987年签署的条约，要求引渡20名与佛朗哥政权有关的人，包括涉及这些处决的官员，以接受反人类罪的审判。[43]1991年西班牙电影《最漫长的夜晚》描述了一场虚构的会面，内容涉及数年后，军事审判的检察官与其中一名辩护律师之间的对话。[44]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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