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纪
| 朱世纪 | |
|---|---|
 | |
| 建国党秘书长 |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性 |
| 出生 | 1940年 日治台湾宜兰郡 |
| 逝世 | 2007年2月9日（66—67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 |
| 死因 | 心肌梗塞 |
| 国籍 | 大日本帝国（1940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至今） |
| 父母 | 朱阿辉（父亲） |
| 母校 | 台湾省立宜兰中学 国立台湾大学 法政大学 |
| 知名于 | 台湾独立运动倡议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
| 著作 | 《战斗的日子》 |
朱世纪（1940年—2007年2月9日）是中华民国（台湾）政治人物，是左派台湾独立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其早年在日本活动，先后成立“台湾学生联谊会”、“料理会”等组织，并创办社会主义杂志《台湾文化》。在返回台湾后，他先后投入“台湾建国运动组织”、“台湾冲组”、“台湾民族革命党”的组织活动，支援各种议题的示威游行，后来成为建国党秘书长。其后则在台北市光华商场附近摆摊维生，并因心肌梗塞逝世。
早年生活
[编辑]1940年，朱世纪在日治台湾宜兰乡下出生[1]。其父亲朱阿辉是台湾共产党成员，因为罗东纸厂罢工案被逮捕，后来因为遭到台湾总督府警察刑求，出狱后不久即逝世[2]。由于父母亲从小逝世，朱世纪居住在姑妈家，堂兄陈都后来成为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会长[2]。朱世纪先后就读台湾省立宜兰中学高中部与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3]，林义雄便是他的高中同学、以及大学晚一届的学弟[2]。1964年，他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在早稻田大学就读1个学年后，转至法政大学寄籍就读6年，并利用学生身份取得“在留卡”，掩护自己从事学生运动[2]。
朱世纪长期对于“台湾青年社”的作风有所批评，反对所有的成员经常参与街头示威，认为这将会导致组织政治色彩过于浓厚[4]。在这时期，他一方面打工，一方面从事留学学生运动，并且研究共产主义思想[5][6]。1956年，他组织“台湾学生联谊会”，成员约有400人至500人，当中约有80%的成员后来返回台湾[4]。1964年，他参加日本的“台湾民族解放阵线”组织[3][7]。当时朱世纪的“台湾民族解放阵线”与史明的“独立台湾会”同时反对日本左派人士与右派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8]。
1972年，随着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许多“台湾学生联谊会”干部被在日台湾同乡会吸纳[4]。1973年，朱世纪在东京创办、发行中文版的社会主义刊物《台湾文化》，提供给不能完全理解日语的留学学生阅读[9]。到了1990年开始，由于他认为在日台湾同乡会应该和台湾独立运动分隔开来，另外举办针对学生的“料理会”[4]。在这时期，他借由经营分租宿舍维生，每个月约有100万日圆的收入，这也成为其持续发行《台湾文化》杂志及“料理会”的经费来源[6]。1992年8月底，他获准返回台湾[6]。
返回台湾
[编辑]组织运动
[编辑]1992年12月25日，朱世纪独自返回台湾，妻子与儿子则留在日本[7]，尔后其经常往返日本与台湾[3]。在返回台湾后，朱世纪主要专注在环境公害抗争与台湾独立运动部分，持续从事群众街头抗争与理念宣传活动[11]。其中在隔年5月，他先后参加农民、公营事业工会薪资、反核运动等议题的游行抗议[7]。同年6月25日，他参加反对龙门核能发电厂预算表决的抗争，并因此受伤[7][12][13][14]。随后他遭到警方逮捕[3][7]，依照妨害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15]，并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16]。1994年6月30日，他再次参与在立法院前举行的反核运动[17]，并一度遭到警方逮捕[18][19][20]。
与此同时，朱世纪还积极和“台湾建国运动组织”的成员建立关系[14]，并担任该组织的总干事，试图重建当时逐渐式微的台湾建国运动组织[21]。他与台湾建国运动组织的成员多次参与、支援不同团体的示威游行[3][10]。1996年，他与该组织的核心干部廖宗环积极联系各个体制外的台湾独立运动团体，号召共同展开“台湾独立建国”的行动[22]。同年10月至11月，在先后举办两场“建国兄弟研习营”后，朱世纪正式对外公开自己的组织，并更名为“台湾冲组”[23][24]。“台湾冲组”主张建立武装力量，并且不定期发行宣传文件《台湾冲组报》与《台湾革命报》[5][22]。
1997年5月4日，朱世纪与“台湾冲组”成员参加“504为台湾而走”游行，但在游行前遭到主办单位请离，随后其宣传车自行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演讲[23]。同年，由于“台湾建国运动组织”和“台湾冲组”成员并未形成一个“坚强的统一战线”，他将“台湾冲组”改组为“台湾民族革命党”[25]。而因为缺乏大众传播工具进行组织招募，他则倾向透过“运动人际网络”中的面对面私下接触，主动前往其他运动团体和具参与潜力的组织建立关系[26]。他四处接触包括全民计程车队、劳工运动与农民运动人士，试图借此补充新成员，因此经常在各个团体之间活动[27]。
1998年，朱世纪以无党籍的个人名义参与立法委员选举，为台北市第二选举区候选人[28]，最终获得333张选票[29]。热衷政治的他后来还担任建国党秘书长[30]。1999年4月，朱世纪等10多人前往慈湖陵寝抗议，扬言对蒋中正鞭尸[31]。后来他选择在台北市光华商场附近摆摊，以贩卖猪血糕维持生计，自己便独自在附近租屋居住[30]。但由于是违法设摊，他遭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忠孝东路派出所多次取缔[30]。后来他成为台北市摊贩自救会会长，曾带着摊贩发起抗议行动[30][32]。2007年2月9日，在遭到警方取缔告发后不久，他因为心肌梗塞猝死[30][32][33]。
思想主张
[编辑]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朱世纪已经在日本发展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并自此长期主张台湾独立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35]。他强调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行动主体，进而推翻蒋中正政府[2]。朱世纪认为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总体利益中，台湾独立运动是革命的其中一部分，即在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同时，也必须借由“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专政”等，朝向更为终极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36]。他因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37]。
朱世纪认为台湾社会仍然处在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中国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统治工具，利用大汉沙文主义来阻止台湾民族自决，亦会利用民主和选举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予以修饰，透过有形与无形的手段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专政”[38]。他还强调在达到台湾独立建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存在着“暴力、武力”手段的必然性，认为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便是放弃革命自身，将永远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39]。他认为台湾存在立即革命的条件，革命力量必须透过武力行动不断累积，并且应当排除任何选举或改良主义的手段[40]。
朱世纪还将社会阶级的立场本质化，认为整个台湾历史的本质并非民族压迫、而是社会阶级的问题，民族的压迫只是台湾历史的现象[41]。因此他批评史明过于强调民族压迫，不但没有凸显出阶级矛盾，反而是将阶级矛盾的问题加以掩盖[42][41]。在1994年省市长暨省市议员选举期间，针对独立台湾会和新党人士发生冲突对峙事件，当时认为组织还不够健全的史明为了避免出现武力冲突，劝退独立台湾会的成员，朱世纪则批评史明的表现过于软弱，而且“时空认识错误”[43]。而由于自己参与的组织运作松散、力量薄弱，朱世纪还主张建立一个革命性质的“前卫党组织”[44]。
主要著作
[编辑]- 《战斗的日子》（1995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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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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