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修改历史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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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修改历史的质疑是指学者质疑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修改中国历史以及其自身党史的做法。对于这种“修改历史史实以及相关的概念和定义”的做法，外界称之为“历史否定主义”或“历史修正主义”[1][2][3][4]。余英时等学者称被中国共产党修改后的历史为“伪历史”[5][6]。
历史事件
[编辑]中国共产党的生日（1921年7月23日）
[编辑]中国共产党将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7][8][9]。
1938年，中共抗日根据地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中共诞生的日期。中共中央决定暂定建党纪念日为7月1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鉴于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而正式规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10]。1970年代末期，根据中共党史研究者对共产国际等档案的考据，确定1921年7月23日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但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并未随之更改[11]。
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改正日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表示，中共历史很多事情没有档案记录，做党史研究的人经常发现，越重要的事越找不到答案。一位要求匿名的党史学家表示，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期是毛泽东决定的。香港大学历史学家周逊批评，这是中共如何捏造事实很好的一个例子，这一点一直不变。而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却在正式演讲使用明知错误的日期[12]。
长征（1934-1936年）
[编辑]- 泸定桥战斗
西方媒体认为中共官方版的飞夺泸定桥有神化与传说的成分[13][14][15][16]。邓小平也对布热津斯基承认：“嗯，在我们的宣传中那就是这样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部队的战斗精神。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17]北大毕业的作家孙书云采访当年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他说“泸定桥战役没有人们后来说的那么复杂”[18]，因此孙书云在书中形容，她“有受骗的感觉”。对于这场战斗，毛泽东说：“过大渡河[a]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在那里失败了，它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指太平天国石达开因大渡河水暴涨而渡河失败，被清军活捉，所率太平军被全歼）。”[20]
- 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原因
长征期间，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党领导权构成威胁。张国焘领导的红军有8万人，而毛领导的红军不到2万人。但是张国焘后来被边缘化了。[21]
1935年6月，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覆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8月初，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纵队。[22]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9月初拒绝继续北上，而南下再过草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于是分裂成两支军队，各奔南北。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党籍，形成两个中共中央[23]。
对于分裂的原因，中国官方声称：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集团军（即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24][25]。张戎认为，所谓“密电”是毛泽东编造的谎言。十八个月以后（1937年3月30日），毛才宣布说张国焘有“密电”，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在那之前，中共中央虽然决议谴责张国焘“分裂红军”，没有在任何场合提到“密电”[26]。军史专家夏宇立认为，至今找不出当事人叶剑英关于“密电”内容的具体说法，“密电”之说只出自毛泽东，缺乏事实根据[27]。芦笛指出，当时的前敌指挥徐向前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因此如果真有专给陈昌浩一人的“密电”，则参谋长叶剑英看不到，更不可能送达毛泽东手中[28]。中国官媒新华网2013年10月转载《南方周末》文章，表示不管“密电”是否存在，叶剑英都是“立了大功”[29]。
抗日战争（1931－1945年）
[编辑]歪曲领导抗战的主力
[编辑]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家海明威评论说：“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b]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拼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30]
2013年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认为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共建政以后被“扭曲、埋没”。例如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首次空战，击落6架日军飞机，而自身未有损失，国民政府因此将8月14日定为“八一四空军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却没有提到中国空军首次空战与胜利。[31]
2015年9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批评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并在纪念抗战时扭曲史实及抹杀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的贡献[32][33]。2015年9月16日，新华网发文驳斥“中共一分抗日”说法，称“轻视乃至贬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是严重背离历史实际的”[34]。
2015年，中国抗战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主轴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提国民党或国军的贡献[35]。
- “1949年后执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战争的历史。在国共抗战的历史上，中共就是在“撒弥天大谎”。当时的日本人知道，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对抗他们的主力是国军而不是共军，日本在盟军的打击下被迫投降，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国军与日军大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500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200万；正是国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才换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然而，这一切在中共“伪造”的历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军队的“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游击战，似乎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的日军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铁路、割电线、伏击战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赶走的[36]。”
林和立教授（英语：Willy Lam）在华尔街日报社论对页版对于抗日的历史修正主义也作了相同批评[4]。
伪造战事和夸大战果
[编辑]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撰文指出，中共宣传存在伪造战事和夸大战果的问题。如对平型关大捷的宣传，陆续出现了歼敌精锐之说、林彪三次赴乔沟侦查说、敌军出动飞机坦克说、大规模肉搏战说、国军的不协力或纵敌逃窜说等。中共除伪造事实，还创造出大量无中生有的歼敌数字。比如，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灵丘县）歼敌1000名之说的实际，是日军死伤最大约240名。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9月25日，河北易县）“歼敌90名”说，实际为日军负伤1名。刘老庄战斗（1943年3月18日，江苏北部）“歼敌170-300名”说，实际为死亡2名，负伤不详。腰站阻击（1937年9月25日，河北涞源）“歼敌3-400名”说，实际死2伤7名。倒马关战斗(1937年9月)“歼敌30-100”说，实际为轻伤1名。阳明堡夜袭（1937年10月18日，山西代县）“击毁敌飞机24架”，实际为重创一架。由于日军有较严谨的伤亡统计，中共为使歼敌数字不露出马脚，常改变措辞来对歼敌数做手脚，比如伪造歼灭的“伪军”人数。[37]
朝鲜战争（1950－1953年）
[编辑]1953年7月签定《朝鲜停战协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主张朝鲜战争不是由朝鲜发动，而是由韩国与美国发动。[38]直到1988年，中国还有大学出版的历史书籍如此主张。[39]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则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而不提战争爆发的原因。[40][41]
联合国大会在1951年2月1日以44票赞成，7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第498号决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42][43]，也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为“美国操纵联大”，“盗用联合国的旗帜”。[39][44]1951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会的许可权下，通过美国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认定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呼吁美军停止侵略朝鲜的行为，并声称要将“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
2010年新华网专题首次承认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发动，被韩国中央日报、英国每日电讯报及加拿大全国邮报报导。此文不久被撤下。[45][46]
据学者考证，自90年代以来，美国和俄罗斯解密朝鲜战争的资料泄露了关于金日成如何策划朝鲜战争，关键资料证明中共对自己所扮角色之解释为不实。[47]金日成先是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战争计划获得斯大林批准，然后再赴北京于50年5月获得中共批准，一个多月后金日成按计划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48]在苏联和中共支持下，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按计划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在三天之内攻下韩国首都汉城。[47]
202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称朝鲜战争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挑起的战争。这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Morgan Ortagus），在推特发文反驳是北韩在毛泽东支持下侵略韩国，在自由主义国家反击后中国共产党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而爆发朝鲜战争[49]。而韩国方面在26日，在野党议员于国会对外交部国政监查会议中，质疑韩国政府没有对歪曲历史的做法进行像样的应对。外交部长官康京答复时表示，韩政府有在向中国政府明确传达韩方立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康京和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明文指出，韩国战争是朝鲜南下侵略引发的，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也为国际社会所熟知[50]。
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
[编辑]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政府从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检讨责任问题，或对大饥荒道歉。[51]Clarissa Sebag-Montefiore在纽约时报社论对页版的评论认为，冯小刚能拍电影《一九四二》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饥荒，中共统治下的大饥荒在中国却是禁忌话题，显示出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51]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
[编辑]中国淡化毛泽东对于“文革”的责任，而将主要责任归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洛杉矶加大教授宋永毅认为，中共长期掩盖文革的历史真相。[52][53]宋永毅曾经因研究文革被中国当局判刑坐牢[54]，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共一直篡改历史，迫害宋是中共最近掌控历史所使用的手段。[55]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对于十年文革，只展示一张照片，三行字。这是中共企图控制对历史的话语权，对不同的历史观点加以压制的结果。[56]
六四事件（1989年4月15日－6月4日）
[编辑]“六四事件”是被中国国家防火墙封锁的敏感词，更是中国大陆的禁忌话题。许多过去曾经历抗议活动的中国民众在政府干预之下多选择保持沉默，且不愿发表任何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意见[57]，这使得如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变成了少数仍坚持提及六四事件的团体[58]。
历史名词
[编辑]“封建”的概念
[编辑]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的特点是“领主、封臣、采邑”[59]，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清末民初在翻译西方文献时就把欧洲中世纪的制度翻译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数千年来在中国都是称作“封建制”（“封邦建国”），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与封建刚好是相反的两个制度。封建主张“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则反对“地方分权”。数千年来，这些概念绝无异议，至今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都一直如此称呼。西周的封建制早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完全不相容。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仅适用于西欧，指出东亚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这一理论从苏联时代开始被扩大到全世界[60]。
中共上台后，为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将秦至清的社会强行改称“封建社会”，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则被强行改称“分封制”。因此出现了“在封建社会（地方分权）推行中央集权”的逻辑矛盾。将秦朝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伪历史”。[61][62]此外，封建一词又被中共加上落后、迷信等原本与之无关的特点。哈佛大学费正清指出，除了把封建和地主剥削混为一谈，马克思以proletariat形容城市没有资本工具的工人阶级，中译却是无产阶级，也就是指穷人。结果欧洲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国就变成指（乡间）贫农。[63]
“民族英雄”之定义
[编辑]有法轮功媒体批评中国教育部于2002年认定现代的民族观念与宋朝当年不同（或宋朝没有民族观念，都是与现代不同），把岳飞、文天祥等抗金与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称为爱国英雄[64][65]。
中国教育部对这些行为作出澄清，并且指出：“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岳飞、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但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早在5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否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由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这一类的学术讨论引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实际上社会公众对岳飞、文天祥这些历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质、民族气节始终是歌颂和尊敬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进行中小学历史教育时一直遵循的”[66]。
台湾学者王健文和腾讯历史责编谌旭彬认为“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套没有民族意识存在的世界观，古代中国发展出的“华夷之辨”自成体系，属于一套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区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礼治”以及是否接受“先进文明”（尤其是先进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与其类”（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华夏和四夷的界线不是以血统划分，而是以文化为分别，这里所谓文化是指生活习惯与政治形态。辽朝辽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视为“中华”，以“礼法”、“文物”作为区分“夷”与“中华”的标准：“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中华”在当时并非“民族”或“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学者叶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叶适以“中华”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义，同样与“民族”无关。学者指出，一个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对“民族”必须要有“主观认同”，然而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的“中华”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既无“民族认同”，岳飞自然不属于“民族英雄”[67][68]。
蒙元史学家姚大力认为文天祥是中国的历史英雄，但却并非后世所谓的“民族英雄”，认为他所以选择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于一种王朝的遗民心态，其中没有与新王朝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更不含有后世所谓的“民族大义”：“正像元末明兴这样一个‘华夏重光’的历史时代，却没有结束异族统治，歌颂‘民族大义’的颂歌，反而却有底层的汉人为蒙元‘异族’殉节，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今日人们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69]。
中国人类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其实是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的母体上，人工催生一个“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怪胎”。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的目的，其实不在于确认“民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不过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然而，因为现实的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汉奸”话语最终不过是强化了本来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识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国家为由表示不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对此国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义造成国人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最终归结在民族，而不是国家的最好写照[70]。
“农民起义”的正当性
[编辑]对于帝制时代引发的“民变”，历朝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稳定底层群众，通常将责任归属视为民众的反抗，直呼反抗者为“贼”；而中国大陆教科书则站在“被压迫者”立场上改称为“起义”（与中共以工农起家有关）。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昭曦表示：“张献忠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是明朝封建反动势力，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这有什么不应该？当然，也要看到，农民义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杀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打击面很大，杀的人相当多。这是可以从农民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71]。四川学者王家楼表示张献忠“被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诬蔑为‘杀人狂’”[72]。
明史专家陈学霖教授批评中国史学界部分学者基于政治需要及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化张献忠等人“农民起义”，作偏颇的人物评估，在学术上这种论述难以成立[73]。四川省绵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杨培德亦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几十年间，国内的史学界在研究评价张献忠时，极尽美化神化之能事……，千方百计地为张献忠屠杀无辜百姓、在四川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辩护，煞费苦心地把他打扮成高大全式的历史人物。似乎只有这样做，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对当时的亲历者、参与者、目击者传下来的真实的血腥记录，一概斥为‘诬蔑不实之词’。这实际上是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作怪，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将自己陷入极左思潮而不能自拔。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必须尊重历史，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科学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而不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任意涂抹。”[74]
“新三民主义”的真伪
[编辑]“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奉令结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定为三大政策。
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称：“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要反共。不要农工政策，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否认有“新三民主义”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历史学家崔书琴：“过去，中共常说只有他们才是三民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了一种‘革命的三民主义’，使其有别于‘旧有’的三民主义。将联俄、容共与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们借口孙中山先生说过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来谴责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不应该反共。尤其是宋庆龄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来为投靠中共与俄帝做辩护”[75]。
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林家有、周兴梁也认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产党人率先使用的，并非出自孙中山本人。[76]
历史人物
[编辑]董存瑞
[编辑]1954年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在2006年7月出版的《大众电影》第8期发表了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访问记，84岁的郭维在文章中强调：“没有人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几天后，8月19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中，接受访问的郭维证明“董存瑞的英勇献身”是事后推测出来的：“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董存瑞）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最后有人建议挖这个桥底下。结果最后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挖出一个袜底来，就是董存瑞媳妇给董存瑞缝的。班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董存瑞的袜底。这么确定这是董存瑞……”[77]知情人说，郭维老人之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再次披露许多人还不知道的秘密，一是因为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纪念，郭维作为一个1957年的“错划右派”，他相信只有用坚持说真话才能真正永远记取“反右”教训；二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85岁的郭维再不还历史以真相，就没有机会了。[78][79]
郭维的爆料引起董存瑞生前战友和亲属的强烈不满，并且提出诉讼[80]，并根据当年董存瑞所在部队司令的回忆录等几本著作论证炸碉堡的真实性[81]。2006年《新京报》《董存瑞炸碉堡遭"戏说" 老战友作证称曾亲眼目睹》一文中，当年董存瑞所在六连蹲点的师宣传干事程抟九、时任董存瑞教导员的宋兆田证实了英雄的事迹。[82]2007年5月24日，董存瑞名誉权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有董存瑞部队程抟九、宋兆田和肖泽泉三位高龄战友等人出庭，北京青年报副刊《青年周末》记者颜雪岭有《董存瑞之妹:30多人能作证他舍身炸碉堡》一文记述有关详情。[83]2009年6月被告方欲和解，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调解下，双方在2009年11月初达成和解，以被告郭维及《大众电影》发表对王宝强的专访文章（王在《为了新中国前进》中饰演董存瑞）及赔付费用人民币3.5万元结束。[84][85]此案引起注意的还有网友“文存”被起诉的事件，他于2006年9月在铁血论坛发帖《进一步玷污董存瑞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最后挣扎》而被中国电影家协会在2007年3月起诉。[86]
《炎黄春秋》2007年11期刊登谢文清的文章《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其中写道，“董存瑞是因为没能及时撤出而牺牲的。”[87][88]
邱少云
[编辑]邱少云幼年父母双亡，成为孤儿。13岁的他迫于生计成了雇工，后被川军刘义的18团给捉伕当了兵。1949年12月，解放军入蜀，占领大西南。成都战役后，川军覆灭，他被补进了当时的人民解放军第10军29师87团9连。邱少云在被补进解放军之前曾当过一年零四个月国军士兵的历史常常被后来的报道所回避。[89]据邱少云的弟弟邱少华回忆，邱少云是1949年被国民党抓走的，有一天还托人捎信来，说想吃家乡的回锅肉。后来，邱少华听说二哥以“解放战士”的身份参加了解放军，这段国军中的经历在小学课本的课文中未曾提及。[9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学教科书曾收录一篇文章《我的战友邱少云》作为课文，文章写道：1952年10月11日夜，邱少云所在部队在朝鲜平康以南铁原东北平康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执行战斗任务。邱少云及其战友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12日12时左右，美军向邱少云潜伏地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火势蔓延到他身上，但邱少云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的地点，他忍受着剧痛，坚持不动，虽然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纹丝不动，直到牺牲[91]。
阿波罗新闻网老萨提出，邱少云被烧死的情节并不符合生理学和其他常识，即人体在受到剧烈刺激时会产生意识无法控制的神经性痉挛；人体含有油脂，被点燃后火势明显会比杂草旺很多并冒出黑烟；随身携带的弹药会在烈焰中爆燃[92][需要较佳来源]。但邱少云的排长曾纪回忆称邱少云当时的任务是剪断铁丝网，身上并未携带爆破筒。[93]
对于网络上出现的大量质疑邱少云英雄事迹的言论，邱少云纪念馆馆长王成金指出[94]：
- “为什么邱少云能在烈火焚烧中纹丝不动？”
- 虽然无法考证邱少云被大火、浓烟包围后，是否因浓烟导致窒息、昏迷，也无法得知邱少云牺牲的确切时间，但邱少云纪念馆馆长王成金表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从燃烧弹落在邱少云身边，到被烈火包围整个身体的这个时间段，邱少云还活着，并且意识清醒。“邱少云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大意志，承受着肉体被焚烧的剧痛。”王成金说，“是因为有严明的纪律观念在支撑着他，直至生命结束。”虽然，烈火在邱少云身上一直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但“邱少云烈士被大火烧着不久，就因为吸入大量浓烟窒息死亡了。”
- “为什么在烈火焚烧之后邱少云身上的弹药没有爆炸？”
- 王成金说，经寻访邱少云生前战友了解到，在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搬动邱少云遗体时，发现子弹、手榴弹被遗体死死压在泥草地上。“据邱少云战友推测，邱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特意将子弹、手榴弹压在身下。”王成金说[95]。
黄继光
[编辑]1952年10月21日，据新华社的通讯稿《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952年10月19日，根据战地目击者的描述，黄继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部队受到机枪巢火力压制的时候负责爆破任务，他投掷了一枚手雷，但由于机枪巢火力太大，只炸毁了半边机枪巢。当进攻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机枪巢内的2支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志愿军进攻部队的冲锋受到阻止。这时，黄继光再次负伤倒下。天就要亮了，这时黄继光身边已无弹药，身体又多处受伤，最终他顽强爬向火力点，用身体挡住了2支机枪枪口[96]使得后续部队能够攻下高地。
吴谷平曾在新闻记者网中撰文写到，新华社的通讯稿《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中提及黄继光“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他。”等心理活动的语句，记者是不可能采访到的，他认为这是通讯记者“合理想象、拔高典型”。[97]
史学相关问题
[编辑]中共党史
[编辑]西方学者对于中共党史，普遍认为1976年之前中国的党史研究是单调刻板的宣传，而1979年之后的党史研究则有学术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党史研究始终没有摆脱单调刻板的问题。[98]何方指出，伪党史的源头，是延安整风运动产生的“党史编纂学”，阮铭称为党史伪造学派，奉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人之命伪造党史。[99]中国民间在1990年代之后对党史研究的进展，则推动中共官方不断修正过去党史中的错误。[100]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90年后的2011年，官方终于出版了1949-1978年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101]本书四年完成初稿，重大改写四次，经过64个政府与中共组织审核，包括曾庆红、胡锦涛、习近平都明确指示修改，政治局经过十二年才同意定稿，共历时十六年。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对此书不屑的说：这都是政治与宣传，我没有兴趣。[102]哈佛大学文革史专家马若德教授说：有个关于共产党的老笑话，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测未来，但预测过去有困难。又说：共产党重视历史，因为它为现状找到借口。过去犯的错误，现在要找到理由辩解。[102]本书资深编辑石仲泉表示，本书最敏感难写的部分，是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开始的十年历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这段期间被毛泽东打倒，本书将此错误归罪于康生。石仲泉说：你无法攻击毛泽东，而不攻击中国共产党。[102][103]
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
[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闻报道和教科书中贬低中国国民党的形象，如称其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说蒋介石在抗日时“上山享福，下山摘桃”[104]，对1948年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及政府也一度以“伪”称之。到近年两岸关系缓和之后，才开始出现转变。[105]但即使不称其为“伪”，也以“一个中国”原则为由禁止称呼其正式名称。
中美合作所
[编辑]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4月中美两国出于抗日目的，为收集交换军事情报、探测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部队而设立的军事合作机构。中美合作所是一个为抗日服务的军事合作机构，对抗战胜利作出过极大贡献。中美合作所从未以反共为目的，中共数十年宣传使其蒙受恶名[争议性用词]。[106]
中共当政后，中国大陆出现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种谬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字，最早见于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里。它主要指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占地约5250亩的一片地区。但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只和白公馆、渣滓洞有部分空间上的重叠，时间上仅有很短时间的重叠，而且就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来讲，目前也没有证据说明关押、刑讯政治犯和中共党员与中美合作所有关系。[107][108][109]
国民政府在撤守到台湾前，实施了对部分被关押的中共政治犯的集体处决，这被中共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而事实上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地。所以，中美合作所背负了本不该承受的集中营恶名。[110]这使得在1949年后，很多中国大陆人对中美合作所的主观印象倾向负面。
沈瑜总结台海两岸与美国对中美所历史的扭曲，表示美国从70年代起才开始对它的学术研究，如费正清等人，不重视它对二战的贡献，而将它视为基于意识形态偏见与对美国利益的狭隘定义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先例；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后，以它作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征；中共早期将它作为国民党残杀的象征，以衬托中共新政权的进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则作为反美反蒋的教材，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共“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还是以它作为警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例子。中共宣传基于政治需要操弄历史，抹去了中国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客观的研究中美所历史，要描述其历史角色与现代的回忆。[111]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及高句丽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份额不足，没有强调高句丽是中国历史这一看法，但也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事实上，于1954年开始编撰到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统一书号：12178•017）中，高句丽就已经被认作为中国的历史政权。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纪史》以及后来中国历次出版的历史地图册及教科书所继承[112][113]。
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认为：“历史上的高（句）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114]。
2002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及大学联合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参与该项研究计划的社科院研究员李大龙、马大正和厉声指出：“有鉴于高句丽存在的七百多年间，其主要活动范围都在中国中原王朝管辖地区，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115][116]。
- 韩国历史教科书问题
南北韩学术界认为中国的东北工程将朝鲜半岛历史的高句丽列为中国历史，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利用学术搞政治，并认为中国“自古”就承认高句丽为朝鲜历史。不过朝鲜和韩国方面，却在历史书中将传说的檀君等说成史实，大力宣扬韩国起源论。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2004年表示：“韩国政府会阻止北京例如修改教科书等扭曲历史的企图。”[117]2004年8月23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部长武大伟表示不会将韩方所称“歪曲的高句丽史”编入教科书，但不同意恢复中国外交部网页中被删除的高句丽历史介绍部分内容[118]。
韩国初高中韩国史教材从2011年起完全使用审定教科书。[119]2015年11月3日，韩国政府确定在初高中历史课目中恢复使用国定教科书（名曰“正确的历史教科书”），并对外进行了公告，但在韩国在野党和民间引发了激烈的反对。一些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各大市民团体也发布了反对声明。根据韩国政府的告示，韩国政府将正式开始编写、制作国定教科书，计划于2017年初发行。教科书将由首尔大学、梨花大学等6至7名教授负责编写，总编写人员将达到36人。[120]
1959年前的西藏历史
[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前是一个农奴制的社会，中国解放军进入西藏，是把西藏从落伍的制度解放出来。反对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但大多重点只能放在农奴制的残酷性而不是真实性上。哈佛大学学者Tashi Rabgay表示，把旧西藏描写成“由地主与农奴组成的封建社会”是历史修正主义，不符合事实；旧西藏也有商人，牧民，贸易商，自耕农，猎人，土匪，出家人，音乐家和艺术家。[121]Mikel Dunham人认为196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农奴》中的历史修正主义至今依然存在。[122][123][124]
澳洲国立大学的 John Powers 教授以图表比较中共与西藏流亡政府形容1959年前的西藏时所使用的关键字[125]，并且指出两方的论点各有矛盾之处[125]:x-xii：
| 中共（描述社会底层的印象） | 西藏流亡政府（描述统治阶级的印象） |
|---|---|
| 酷刑 | 满足 |
| 压迫 | 快乐 |
| 生活痛苦 | 贫穷 |
| 凄惨 | 平和 |
| 难以置信的野蛮 | 令人愉悦 |
| 残酷 | 善良 |
| 未开化 | 温暖 |
| 梦魇 | 满意 |
| 人间地狱 | 美丽的国家 |
| 奴役 | 自由 |
| 最黑暗、反动 | 觉醒 |
| 黑暗、残酷、野蛮 | 一贯祥和 |
| 不人道的政治压迫 | 仁慈的 |
| 像牲口一般工作 | 悠闲的工作 |
| 封建农奴制 | 没有阶级制度 |
| 神权政治 | 宗教虔诚 |
| 独裁 | 达赖喇嘛政府 |
| 奴隶主 | 没有优越感或自卑感 |
| 吸血剥削 | 没人管 |
| 疾病蔓延，早死 | 无人饿死 |
《清史》书稿修改问题
[编辑]《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起草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官修正史。去年，习近平支持的一位高级历史学家在内的中共多位审稿人对《清史》书稿提出全面批评，批评集中于政治问题，认为该书稿严重偏离官方观点，“没有为人民说话”，要求进行修改，使其更加符合习近平的未来愿景。该项目的审稿人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组成，习近平要求要确保“质量第一，精益求精，严格把关”。[126]
地方志修改问题
[编辑]《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刊文《Making Local Histories: The Authent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County Gazetteers in Communist China》指出，中国现行的地方志在编纂的过程中对部分内容，如政治运动等，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对敏感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规避，对政治运动中的伤亡人数选择不记录或者少记录。另，特别强调毛泽东时期政治运动中的成就，避免人为的政治错误。针对统计数据亦进行了修改，一是删除或混淆政治事件和运动中死亡和伤亡的统计数据，包括使用模糊的文字描述而不是确切的数字；二是对政治事件敏感段落的截断和删除，包括派系斗争、迫害当地知识分子、推翻地方政府、军事接管和地方暴力的描述；三是对敏感事件和指责对象的叙事视角的操纵和偏转。[1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教科书问题
[编辑]纽约时报2004年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不忠实于历史，越近代的历史越扭曲。教科书扭曲历史事实的例子如：不提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约三千万人死亡；说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共成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说新中国从不侵略外国，只进行自卫，无视中国1979年发动对越战争，1950年入侵西藏；不提六四事件。”[128]
《纽约时报》报导，“2006年上海市的新版中学教科书并没有修正许多对于近代史的扭曲。”[129]上海新版教科书不谈阶级斗争和镇反运动，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认为，体系上是非常大的进步，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帝王将相的历史。余英时教授则认为，这是抹杀了历史，把历史包括共产党犯的很多大的错误，像大跃进、文革、伤害几千万人的事情也都避而不提。学生无法通过这套历史书，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130]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历史的Sergey Radchenko于2011年表示，上他课的中国学生对中国近代史所知不多，知道的也是官方说法。当诺丁汉大学的老师要进口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当教科书时被海关扣留，海关说要把六四事件照片等禁忌题材剪掉才能过关。[131]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2013年“毛诞”前报导，“看了中国教科书，就能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无知。教科书强调‘毛泽东是革命家’，对于大跃进与文革等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轻描淡写。一本中学教科书描述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犯了左的错误’。这种说法让那些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有深入了解的人觉得恐怖。一位父亲当年受到毛泽东整肃的音乐家说，‘说错误是避重就轻。在我看来，毛犯了反人类罪。’”[103]
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初中历史课程，认为：“改革开放后，虽然课程内容还是由意识形态与政治目的主导，与毛时代相比，已经有进步。”[132]
华盛顿邮报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批评道：“中国在指责日本历史教科书失实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失实。而中国只有一个版本的历史，修不修改由中共决定，这与日本不同。”[133]
曾任历史教师的袁腾飞在讲课中曾说：“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134][135]他的讲课视频在网络上公开后，引发各立场网友的争议。
对中共修改历史的评论
[编辑]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观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使得持不同政见者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的观点与中国大陆的主流观点相左。他们包括，其他历史学派的学者、不认同该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家、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人权活动家、“唯心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害者。其中，对近代史，特别是1949年后的历史，争议最多。甚至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被其中一些人质疑。
美国
[编辑]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院长夏伟 (1940年)教授在讨论《天安门文件》真伪时说：“马列主义政府经常大胆修改事实，有时甚至伪造纪录，以让历史为其利益服务。”[136]
费维恺教授等认为，1950与1960年代的中国史学研究从研究“实际发生了什么事”变成“证明应该发生什么”（阶级观点），历史沦为政治活动。[137][138]对于中国通史的历史修正主义，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139]
John Powers教授指出，毛泽东主张“古为今用”，历史要为中共当前的政治需要服务，在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说法，历史学家的研究不准挑战中共订出的历史观点。[140] 然而任何历史研究都很难摆脱作者时代的偏见。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像与真实》认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后受意识型态主导，普遍歪曲或隐瞒历史。[141][142][143]
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的吴仁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能够维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隐瞒历史和扭曲历史。”[144]
2008年时，Mikel Dunham等人认为196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农奴》中的历史修正主义至今依然存在。[145][146]
中国大陆
[编辑]学者
[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刘统教授读了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档案后，发现，“中共的历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个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中共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147]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表示，“深入探讨毛泽东、邓小平，或国共内战的历史在中国还是禁区。”“历史在中国还是政治的工具。”[128]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主编过上海市历史教科书，他表示：“有时候也想写史实，但是他必须采取实际的方式。也许十年后，中国会变成更开放的国家。”[128]
中央党校老教授杜光接受访问时表示，“大陆掩盖历史真相的一些伪历史，不应扩散到香港。”[6]
政界人士
[编辑]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表示，“中共不需要客观的历史。中共基本的想法就是：历史可以被改写，作为国家的工具。但这需要不断的钳制言论。”[148]
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表示：“文化大革命？老家的话讲，叫七门八路！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讲得清楚？（黄永胜停了一下）党不让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就讲不清楚；要让你清清楚楚，你不讲也会叫人帮你写得清清楚楚。你写了，他不需要就没有用，等人家需要了发表出来，不过又是个政治需要。我们个人不写也罢！”[149]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认为，“邓小平坚持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就使揭露反右派斗争的真相和深入研究成为政治上理论上的禁区；坚持高饶事件不能平反，设置了党史研究的又一个禁区；坚持为刘少奇平反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只是“四人帮”的罪行，而没有毛泽东的责任，这样禁止深入批判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路线，为国史、党史、军史研究设置了延续至今的政治禁区。”[150][151]
民运人士
[编辑]王丹教授表示，“中共统治下，有太多的历史真相被掩埋了。整个中国现代史，将来都会重写。”[152]
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的吴仁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能够维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隐瞒历史和扭曲历史。”[153]
台湾
[编辑]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5]
回应
[编辑]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称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后的两段历史，引发争议。又于2013年内部讲话谈到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154][155]2013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市地师级”执行的9号文件，将“历史虚无主义”列入中国社会中七股威胁中共权力的潮流之一。文件称：“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的领袖。”[156][157][158] 之后中央党校出版的理论杂志《求是》，将“历史虚无主义”解释为“还原历史”、“重写历史”、否定党史、国史的主张[15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之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目前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还原历史”或“重新审视历史”为理由，否定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160] 陈之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不是要“虚无”所有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要“虚无”的是社会主义历史，要树立的是资本主义历史。[161]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以反“历史虚无主义”为名，否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162][163]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实错误的指责[164]，也被中央宣传部的杂志指为“历史虚无主义”[165]。
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评论
[编辑]“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名词，源于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引入哲学领域的“虚无主义”（nihilism）一词。专指对中国共产党领袖、“英雄”人物、历史地位，以及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制度等的否定[166]。
封从德认为，“揭示毛时代真相，正是破解历史虚无主义。批毛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中共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167]
王荦伦认为，“中共官媒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理论上是荒谬的，研究历史无论采用什么历史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可能把全部历史事实‘虚无’。中共官媒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与中共官方的观点不一致；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将不同的学术观点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162]
注释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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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志. 歷史的沉重 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0-19-59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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