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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烏斯特里亞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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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烏斯特里亞洛夫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
攝於1913年
出生(1890-11-25)1890年11月25日
聖彼得堡, 俄羅斯帝國
逝世1937年9月14日(1937歲—09—14)(46歲)
莫斯科, 蘇聯
死因槍決
國籍俄國
活躍時期二十世紀初期
雇主莫斯科國立大學
知名於作家, 政治活動家
知名作品路標轉換俄語Смена_вех》(1921)
政黨立憲民主黨
親屬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烏斯特里亞洛夫英語Nikolay Ustryalov (historian) (叔祖父)

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烏斯特里亞洛夫(俄語: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 1890年11月25日—1937年9月14日),舊譯烏斯德烈亞洛夫,是俄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活動家、政論家、法學家,也是路標轉換派的代表人物、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重要先驅之一。大清洗期間,他被指控從事反革命活動,並於1937年9月14日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

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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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11月25日,烏斯特里亞洛夫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1900年,烏斯特里亞洛夫同全家搬至卡盧加居住後,進入卡盧加皇家中學學習。1908年,以銀質獎章從卡盧加皇家中學畢業,並在同年9月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學院學習。大學期間,烏斯特里亞洛夫積極參加立憲民主黨活動,並加入莫斯科宗教哲學學會,莫斯科大學哲學小組,莫斯科科學哲學研究會等學術團體。1913年6月1日,烏斯特里亞洛夫從莫斯科大學畢業,獲一等文憑。1913年11月,留在莫斯科大學法哲學史與百科全書教研室準備教授職稱。1914年春,被莫斯科大學派去德國進修。不過在一戰爆發前,烏斯特里亞洛夫就已經回到莫斯科。[1][2]

1915年12月,烏斯特里亞洛夫通了過"國家法和法哲學"這一專業領域的碩士考試,1916年春又通過了國際法考試。其間,他還完成了《柏拉圖的政治學說》和《斯拉夫派的專制思想》這兩門課的試講,被莫斯科大學聘為Privatdozent(類似於講座教授)。[1][2] [3]

1917年,烏斯特里亞洛夫加入立憲民主黨,任該黨中央委員會的東方部主任[4]

儘管烏斯特里亞洛夫的思想從一開始就與同時代的俄國保守派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不過他的思想傾向於斯拉夫派,只是他對東正教會的熱情不如謝爾蓋·布爾加科夫彼·別·司徒盧威等著名斯拉夫派學者強烈。 [5]

俄國內戰爆發後,他支持白軍,並在高爾察克領導的臨時全俄羅斯政府擔任出版局局長。 [2]然而,隨着時勢的變化,烏斯特里亞洛夫逐漸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他開始認為:民族主義應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結合,形成一種全新的共產主義,並認為只有這種全新的共產主義才是俄羅斯重新崛起,成為國際霸權的最大希望[6]

思想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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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標轉換》周刊封面(1921年7月號)
《路標轉換》周刊封面(1921年7月號)

烏斯里亞洛夫曾為大俄羅斯的問題》和《俄羅斯之晨 這兩部刊物撰稿。並在刊物中呼籲斯拉夫人團結,歡呼沙皇專制的推翻。流亡期間,他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創辦了《Okno》 (《窗口》)雜誌,並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在 1921 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文集《 Smena vekh 》 (《路標轉換》)。同年《路標轉換》的作者們還同部分俄國僑民於1921年10月在巴黎出版了周刊 《路標轉換俄語Смена_вех》。[7][8]自此,由烏斯里亞洛夫開創的政治思想流派被世人稱作路標轉換派(儘管他本人並不喜歡'路標轉換'一名)。

烏斯里亞洛夫曾寫過《為俄羅斯而鬥爭》(1920年)和《在革命的標誌下》(1925年)等著作。並在其中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反對彼·別·司徒盧威的觀點。 [3]此外,烏斯特里亞洛夫還聲稱自己受到阿列克謝·布魯西洛夫上將等人「為俄羅斯利益而服務於布爾什維克」之舉的啟發,呼籲白俄僑民應同蘇聯合作--因為他認為只有蘇聯的布爾什維克才能保障俄羅斯的安全。 [9]

隨着新經濟政策出台,烏斯特里亞洛夫認為蘇聯正逐漸轉向「正常化」,並將蘇聯比喻成"外的蘿蔔"。 [9]烏斯特里亞洛夫不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且認為自己鼓吹的意識形態並非舶來之物。但自從他在恩斯特·尼基施的著作中發現「民族布爾什維克」這個術語,他便開始使用這個詞指代他的意識形態。 [6]

儘管烏斯特里亞洛夫對蘇聯滿懷熱情,但他還是被列寧視為意圖對蘇聯和平演變的'階級敵人'。[10]1920年,隨着高爾察克的政權被蘇聯紅軍擊敗,烏斯特里亞洛夫流亡到哈爾濱, [11]並擔任哈爾濱法政大學的首任校長[2]

回歸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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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列寧在1924年1月逝世後,蘇聯對前右翼知識分子的態度開始有所緩和。1925年,烏斯特里亞洛夫加入了蘇聯國籍,並在蘇聯管理下的中東鐵路管理局(KVZhD) 擔任顧問(歷任該管理局的學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1925年夏,被管理局安排回蘇聯,參與為期一個半月的「了解蘇聯教育體制」工作。烏斯特里亞洛夫也藉此機會訪問了莫斯科和卡盧加,會見了斯捷潘.克切基揚(蘇聯法學家,烏斯特里亞洛夫的同學),瓦列里安·穆拉維耶夫(俄國宇宙主義代表人物,曾為斯拉夫派學者)和謝爾蓋.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烏斯特里亞洛夫上學時的莫斯科大學法學院教授,立憲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等在蘇聯生活的前右翼知識分子。[1]

1935年3月,蘇聯將中東鐵路出售給滿鐵。1935年4月,中東鐵路蘇方人員開始由哈爾濱及中東鐵路沿線撤退回國.1935年5月19日,烏斯特里亞洛夫與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魯德義等人一同離開哈爾濱。1935年6月2日,烏斯特里亞洛夫抵達莫斯科。然而,由於其參與過白色運動,直至1935年11月初,蘇聯政府才安排他到莫斯科運輸工程學院任經濟地理學教授。[12][1][13]

1937年6月6日,烏斯特里亞洛夫因涉嫌間諜罪和「反蘇煽動罪」被捕。1937年9月14日,他在莫斯科被判死刑,並於當日執行。1989年9月20日,蘇聯官方平反烏斯特里亞洛夫。[14][1]

家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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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

  • 納塔莉婭.謝爾蓋耶夫娜(1918年結婚)

子女:

  • 長女:葉夫根尼婭(1923年生)
  • 長子:謝爾蓋(1924年生)[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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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1.3 1.4 彭傳勇,石金煥,彭傳懷. 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1-01: 第四章第三節. ISBN 978-7-5203-8640-1. 
  2. ^ 2.0 2.1 2.2 2.3 Jeanne Vronskaya & Vladimir Chuguev,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 Prominent People In All Fields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London: Bowker-Saur, 1992, ISBN 0862916216, p. 561
  3. ^ 3.0 3.1 S.V. Utechin,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 A Concise and Comprehensive History, JM Dent & Sons, 1964, p. 253
  4. ^ 王覺非主編. 欧洲历史大辞典 ·下.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7年12月: 1294頁. ISBN 9787532623150. 
  5. ^ George Ginsburgs, Alvin Z. Rubinstein, Russia and America: From Rivalry to Reconciliation, M.E. Sharpe, 1993, p. 45
  6. ^ 6.0 6.1 Martin A. Lee, The Beast Reawakens, Warner Books, 1998, p. 316
  7. ^ Руниверс. 1921 год. Журнал «Смена вех».. [2020-07-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3). 
  8. ^ 廖蓋隆,孫連成,陳有進等 主編. 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下卷. 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3年: 2750-2751頁. 
  9. ^ 9.0 9.1 Utechin,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 p. 254
  10. ^ Vladimir Lenin, On the Intelligentsia, Progress Publishers, 1983, pp. 297-298
  11. ^ 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New Myth, New World: From Nietzsche To Stalinism, Penn State Press, 2004, p. 207
  12. ^ 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 編. 新编世界社会主义词典.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6年: 174頁. 
  13. ^ 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4
  14. ^ Hiroaki Kuromiya, Stalin, Pearson Education, 2005, p. 138
  15. ^ Кротова М. В. СССР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920-е — 1950-е гг.)]: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 СПб., 2014. — С. 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