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人类学主題 人类学主題首頁

人类学（anthropology, /ˌænθɹəˈpɒlədʒi/）一词，起源于希腊文ανθρωπος（anthrōpos，人）以及λογος（-logia，学科），意思是研究人的學科。人類學源自於自然科學與人文學，它的研究主題有兩個面向：一個是人類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個則是人類今日特質之演變溯源。民族誌（ethnography）同時指稱人類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據人類學研究而書寫的文本。從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則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

自從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與布朗尼斯勞·馬凌諾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早期從事人類學研究後，這個學科就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區分開來，人類學強調對脈絡的深度檢視、跨文化比較（社會文化人類學本質上就是一門比較研究學科），以及對研究區域的長期、經驗上的深入了解，這往往稱為參與觀察。文化人類學格外強調文化相對性，並運用其研究發現來建構文化批判。這在美國特別風行，源於法蘭茲·鮑亞士對十九世紀種族意識型態的反對，經過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倡導性別平等與性自由，到當代對於後殖民壓迫的批評，以及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提倡。

目录

[编辑] 历史與組織脈絡

1728年百科全書中的博物學圖片

請參見人類學史

人類學家艾瑞克·沃爾夫曾將人類學描寫為：「最具科學性的人文學，以及最具人文性的科學」[1]。當代人類學家認為某些早期思想家是他們的遠祖，而且這個學科有許多源頭；例如李維史陀就主張蒙田與盧梭是重要的影響者。

某些古代與中世紀作家與學者可能被認定是人類學家的先驅，這是就他們曾經研究撰述不同民族風俗的這件事而論，包括希臘作家希羅多德（「歷史學之父」）；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他曾撰寫許多流傳至今且碩果僅存的關於古代塞爾特人（Celtic）與日耳曼民族的作品。首先從事比較研究的學者是十一世紀的波斯學者比魯尼（Abū Rayhān Bīrūnī），他撰寫關於印度次大陸的人群、風俗與宗教。如同當代人類學家，比魯尼針對特定的人群進行詳盡的參與觀察，學習他們的語言並研習他們的主要經典，並運用跨文化比較，以客觀與中立角度呈現他的研究[2]。他撰寫詳盡的比較研究作品，探討中東、地中海、特別是南亞的宗教與文化[3][4] 。比魯尼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術傳統，透過伊本·赫勒敦在十四世紀的作品，而在回教世界延續下去[5]。

多數學者認為，當代人類學是啟蒙時代的產物，在這個時代歐洲人試圖有系統地研究人類行為，從十五世紀開始的第一波歐洲殖民浪潮以來，歐洲人所知的人類行為多樣性正不斷增加。法學、歷史學、文獻學與社會學的各個學術傳統，在當時發展成為較接近這些學科的當代觀點，並觸發社會科學的發展，其中包括人類學。古典學與埃及學等學科關於古代文明的有系統研究，觸發考古學以及後來的社會人類學，對於東亞與南亞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在此同時，由浪漫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回應，誕生了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與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等思想家，他們的作品構成了「文化概念」的基礎，這是人類學的核心概念。

在組織上，人類學源自於（布豐等作者所創立的）博物學的發展，這發生在歐洲自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殖民時代。在這個時代所產生的民族誌研究計劃，是由殖民地行政機構所監督的，針對「原始人類」的研究。在十八世紀晚期的啟蒙運動思想有一個將人類社會理解為自然現象的傾向，人類社會的活動合乎於某些原則，也因此可在經驗上受到觀察。在某些方面，對於歐洲殖民地的語言、文化、生理學與器物的研究，與研究那些地方的植物相與動物相並無不同。

早期人類學劃分為兩派：單線演化論的支持者主張，所有的社會都歷經一條單一的演化過程，從最原始到最先進；另一派是非線性理論者，他們傾向於支持一些其他概念，例如傳播論[6]。大多數的十九世紀社會理論家，包括人類學家，將非歐洲社會視為研究前工業化人類的過去歷史的視窗。隨著各個學科在十九世紀期間逐漸分化，人類學逐漸從博物學的生物學研究取向，也從純粹歷史與文學領域（例如古典學）分化出來。常見的批評就是西方國家的許多社會科學家（例如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過度偏重西方主題，而人類學家過度偏重「他者」[7]；這個情況在二十世紀末葉已有所改變，當人類學家也逐漸研究西方主題，特別是西方社會中，跨越階級、區域或族群的變異，且其他社會科學家逐漸採取全球觀點來探討他們的領域。

在二十世紀，各個學術學科在制度上被分為三大領域。自然科學或生物科學試圖從可重複與可驗證的實驗中，產生普遍法則。人文學研究地方傳統，這是透過它們的歷史、文學、音樂與藝術，並強調對特定個人、事件或時代的理解。社會科學普遍嘗試以可歸納方式來理解社會現象，雖然這往往透過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社會科學經常發展出統計描述，而不是物理學或化學所衍生的普遍法則；或者社會科學可能透過更普遍的原則來解釋個案，就如同在心理學的許多領域。人類學（就好比歷史學的某些領域）並不能簡單地歸入這三大領域的其中一個，而且人類學的不同分支分別著墨於三大領域之一或更多[8]。

在各個殖民強權中誕生的人類學，普遍採取一條有別於南歐與中歐國家(義大利、希臘，以及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後繼國家)人類學的道路。在前者，學者所遇見的多元獨特的文化，在組織與語言上，往往大大有別於歐洲，這導致強調跨文化比較，以及接受某些類型的文化相對論[9]。另一方面在中歐帝國的後繼國家，人類學家往往與民族學家以及語言學家共同參與民族主義及國家創建工作。在這些國家的民族學家傾向於專注在區分不同的地方民族語言群體、記錄地方民俗文化，並透過博物館及其他大眾教育以再現這個國家的史前史[10]。在這個架構中，俄羅斯佔據一個中間位置。一方面，俄羅斯具有廣大的亞洲區域領土，其中有相當獨特、前工業化、無文字的人群，類似於美洲大陸的情況；另一方面，俄羅斯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中歐與東歐的民族主義論述。在1917年的革命之後，蘇聯與後來的蘇維埃陣營國家的人類學，係由服膺於馬克思社會演化理論的這項需求，受到高度重視而被塑造的[11]。

[编辑] 人類學的各國學術傳統

[编辑] 英國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十九世紀英國人類學家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1832年10月2日-1917年1月2日）與詹姆斯·弗雷澤（1854年1月1日-1941年5月7日）普遍被認定是當代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先行者。雖然泰勒曾前往墨西哥進行一場田野之旅，但他與弗雷澤都是透過廣泛閱讀，產生他們用於比較研究的資料，包括：古典學（希臘與羅馬的文學與歷史）、早期歐洲民俗學家的作品，以及來自傳教士、旅行家、與同時代民族學家的報告。泰勒大力倡導單線演化論與「人種的同一性」[12]。泰勒特別為文化傳播論立下基礎，他主張各個人類群體有三條途徑，而具備類似的文化形式或技術：「獨立發明、從一個遙遠區域的祖先傳承而來、從某個種族傳遞到另一個[13]」。泰勒對於文化這個概念，提出最早與具影響力的定義：「文化…是做為社會成員的人們透過學習而獲得的複雜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的能力與習性[14]」。然而，正如史達慶（Stocking）所說，泰勒主要關注的是描述與定位特定文化成分的分布狀態，而非更大的功能；並且他似乎普遍抱持著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進步觀，而非往後人類學家所提出的非定向的、多線的文化發展過程。泰勒也建立關於人類宗教情感起源的理論，提出一套發生時間最早的泛靈信仰(animism)理論，並指出「宗教」具有許多成分，其中他相信最重要的是對於超自然存在的信仰（這是相對於道德體系與宇宙觀等等而言）。弗雷澤是一位具有淵博古典學知識的蘇格蘭學者，他同樣關注宗教、神話與魔法。他的比較研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金枝》（The Golden Bough）這本印行無數版本的巨著，分析了世界各地宗教信仰與象徵的相似性。　

然而，泰勒與弗雷澤都對田野工作不感興趣，他們也對於文化成分與制度如何相配合不感興趣。在二十世紀之交，許多人類學家開始不滿意於這種將各種文化成分分門別類的研究法；歷史重構也變得逐漸受到質疑。在幾位年輕一輩的學者影響下，一種新的研究取向開始盛行於英國人類學家之間，關注以針對當時狀態的同時限（synchronic）分析，探討社會如何整合在一起，而不是異時限（diachronic）分析或歷史分析；他們也強調長期的（一年到數年）深入田野工作。1898年，英國劍橋大學資助一支多學科的探險隊前往Torres Strait Islands，由哈登（Alfred Court Haddon）負責組團，團員包括一位體質人類學家W. H. R. Rivers以及一位語言學家、一位植物學家及其他專家。這支探險隊的研究，為民族誌敘述樹立新標準。

在十五年後，當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布朗尼斯勞·馬凌諾斯基（1884-1942）正打算依據舊有模式，針對文化項目列表蒐集資料，展開短期田野工作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因此受困在紐幾內亞。他以奧匈帝國公民身分居住於這處英國殖民地，這使他確實被困在紐幾內亞長達數年之久[15]。他運用這段時間，從事比先前的英國人類學家更加密集的田野工作，而且他的經典民族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倡導一種田野工作研究取向，這成為田野研究的標準：透過參與觀察法獲得「土著觀點」（當地人觀點）。在他革命性的創建下，人類學家（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家）開始以親身赴當地與土著生活，乃至參與當地活動的方式進行各文化（特別是小型的部落文化）的研究與記錄。在理論方面，他提倡功能論的詮釋方式，檢視各種社會制度如何發揮功能，以滿足個體的需求。　

英國社會人類學在戰間期(1918-1939)有一段擴張期，重要貢獻者如馬凌諾斯基與梅爾·福提斯（Meyer Fortes）[16]。

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也於1922年出版一本有發展性的作品。他在安達曼群島以傳統歷史重構方式進行了他首次的田野工作。然而，當他讀過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與Marcel Mauss的作品後，芮克里夫-布朗出版對於他的田野研究的論述(他給了一個簡單標題《安達曼島民》The Andaman Islanders) ，重點放在儀式與神話的意義及目的。經過一段時日，他發展一套研究取向，稱為 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這聚焦於社會的各種制度如何發揮作用而產生制衡，或創造在這個社會體系中的一種均衡狀態，以使它以和諧狀態運作下去（這套理論有別於馬凌諾斯基的功能論，而且與後來的法國結構主義有著極大不同，後者檢視了語言與象徵的概念結構）。

馬凌諾斯基與芮克里夫-布朗的影響力源自於一項事實，他們如同鮑亞士，積極訓練學生與建立機構來達成他們有計畫的雄心。這特別是在芮克里夫-布朗的情況，他在跨越大英國協的多所大學授課，以傳播他的「社會人類學」議題。從1930年代開始，有一連串的專書與編輯成冊的巨著出版，鞏固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的理論典範。有名的民族誌包括伊凡普里查（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的《努爾人》（The Nuer）與福提斯的《塔倫西人氏族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Clanship Among the Tallensi）；有名的編輯巨著包括《非洲親屬與婚姻的體系》（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與《非洲政治體系》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麥克斯·葛拉克曼（Max Gluckman）連同他在（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的多位同事以及他在曼徹斯特大學的學生，共同稱為曼徹斯特學派，透過他們將明確具有馬克思訊息的理論、他們對於衝突以及衝突調解的強調，以及他們對於個人協調與利用社會結構可能性的關注，將英國社會人類學帶往一些新方向。

在英國，人類學具有巨大的知識影響力，它「有助於基督教力量的侵蝕、文化相對論的增長、覺察到原始人群在當代生活的存續狀態，並以異時限的分析模式取代同時限的模式，這些都是當代文化的核心」[17]。

後來在1960與1970年代，艾德蒙·李區（Edmund Leach）與他的學生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及Nur Yalman，以及其他學者共同引進了李維史陀風格的法國結構主義，然而英國人類學持續強調社會組織與經濟，勝過於象徵與文學的議題。在英國、法國與美國的社會文化人類學之間的差異，隨著理論與方法論上持續增加的對話與採借而逐漸減少。如今，英國社會人類學採用了各國的其他社會理論，並分支朝著許多方向發展。

在大英國協國家，社會人類學往往在學院制度上與體質人類學及靈長類學區分開來，後者可能連結到生物學或動物學系；也與考古學區分開來，考古學可能連結到古典學、埃及學等等的科系。在其他國家（以及在某些特別是規模較小的北美地區大學），人類學家在學院制度上可能連結到民俗學、博物館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社會關係、族群研究、文化研究與 社會工作。

[编辑] 美國

[编辑] 1800年代到1940年代

從美國人類學在十九世紀早期發軔到二十世紀早期為止，受到美國原住民社會的存在所影響。

法蘭茲·鮑亞士，當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美國人類學之父」。

美國文化人類學大大受到美國原住民社會可立即做為民族誌研究主題這項事實所影響。這個領域由印地安事務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與史密桑尼機構的美國民族學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擔任開路先鋒，例如約翰·鮑威爾(John Wesley Powell)與弗蘭克·庫興(Frank Hamilton Cushing)。一位來自紐約羅契斯特的律師摩爾根 (1818-1881)，成為易洛魁人的擁護者與民族學家。他對於宗教、政府、物質文化、特別是親屬模式的比較分析，經證實對於人類學這個學科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如同在他同一時代的其他學者（例如艾德華·泰勒），摩根主張人類社會可依據一套進步程度的量表，而被分類到不同的文化演化類別，範圍從「蒙昧」、「野蠻」到「文明」。普遍來說，摩爾根運用技術（例如弓箭製作或陶器）做為各文化在這個量表上的地位指標[18]。

[编辑] 鮑亞士學派人類學

法蘭茲·鮑亞士建立美國的學術人類學，反對演化論觀點。鮑亞士學派人類學活躍於政治，並對於美國政府與富人贊助者所主導的研究抱持著懷疑態度。後者強烈地依據個人經驗，被懷疑是過度歸納並嘗試建立普遍法則。鮑亞士研究移民子女，藉以呈現生物上的種族並非不可改變的，人類的行為源自於後天養育，而非先天生成的。

受到德國傳統所影響，鮑亞士主張世界充滿著獨特的文化，而不是某些可依其演化狀態測量其具有的文明程度多寡的社會。他相信每一個文化都必須從它的特殊性而被研究，並主張跨文化的歸納，類似於自然科學所做的歸納，是不可能達成的。藉此，鮑亞士對抗對於移民、非洲裔美國人與美國原住民的歧視[19] 許多美國人類學家採用他的主張來支持社會改革，而且時至今日種族理論持續成為人類學家所熱衷的攻擊目標。所謂的「四大分支」人類學源自於鮑亞士學派人類學，將這個學門區分為四個重要且相互關聯的領域，包括社會文化人類學、生物人類學、語言人類學與史前人類學（考古學）。美國人類學持續受到鮑亞士學派傳統所深刻影響，特別是對於文化的強調。

露絲·潘乃德，攝於1937年

鮑亞士運用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職位，訓練並發展了許多世代的學生。他的第一代學生包括亞弗列·克魯伯、羅伯特·羅維、艾德華·斯皮爾與露絲·潘乃德，他們每個人都對於北美原住民文化撰述了豐富內容的研究。他們提供豐富資料，以攻擊單一演化過程的理論。克魯伯與斯皮爾將研究焦點放在北美原住民語言，這有助於將語言學建立成一門真正普遍的科學，並使它從歷史上專注於印歐語言解放出來。

克魯伯所撰寫的教科書《人類學》（Anthropology）的出版，標示了美國人類學的一個轉折點。鮑亞士在花費三十年匯集資料後，他感到有一股越來越強大的進行歸納的動力。這在文化與人格研究興起時最為明顯，這是由鮑亞士的年輕一輩學生，例如瑪格麗特·米德與露絲·潘乃德等人所進行的。他們受到心理分析心理學家如弗洛依德與卡爾·榮格所影響，尋求理解個體的人格特質，受到在其成長過程中的更大文化與社會力量所塑造的方式。雖然《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與《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兩本書依然受到美國大眾歡迎，但米德與潘乃德並不像某些人預期的，她們對人類學這個學科從來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鮑亞士計劃讓潘乃德繼承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的位置，但她被羅夫·林頓所排擠，而且米德的職位一直被限制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编辑] 加拿大

加拿大人類學，正如同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始於旅行家與傳教士的記錄之中的民族學資料。在1600年代的加拿大，耶穌會傳教士 例如LeClercq、 Le Jeune與Sagard神父，提供了後來加拿大領土範圍內的原住民部族最古早的民族誌記錄。

加拿大的學術人類學始於一個政府部門：加拿大地質調查局（Geological Survey of Canada），以及喬治·道森（George Mercer Dawson）（1895年的局長）。道森對人類學的支持，創造了支持人類學在加拿大發展的動力。這由威爾弗里德·勞雷爾首相任內擴張規模，在1910年他在地質調查局設置人類學部門。其中聘用的人類學家來自英國與美國，為獨特加拿大風格的人類學立下基礎。早期學者包括傑出的語言學家與鮑亞士學派的愛德華·薩比爾（Edward Sapir）。

[编辑] 法國

塗爾幹（Émile Durkheim）

法國人類學的系譜並不像英國或美國傳統一樣清楚，部分是因為法國許多對人類學具影響力的作者，具有社會學、哲學或其他非人類學的學科訓練或學術職位。大多數的評論者認為社會學家塗爾幹的侄子牟斯（Marcel Mauss）（1872-1950）是法國人類學傳統的創始者。牟斯屬於塗爾幹《社會學年報》（Année Sociologique）的學術群體；而且雖然塗爾幹及其他學者檢視的是當代社會的狀況，牟斯及他的同事（例如Henri Hubert與Robert Hertz）著墨於民族誌與文獻學，以分析尚未如同歐洲國家一般被「階層化」的社會。牟斯的兩部作品特別具有持久的關聯性：《禮物》（The Gift），這是一本探討交換與相互關係（reciprocity，或譯互惠）的作品，並引發許多後續著作；以及他的赫胥黎演說，討論人觀（the notion of the person），這是第一本以跨文化角度，討論人觀與自我觀的比較研究作品[20]。

在戰間期，法國對人類學的興趣往往切合於更大規模的文化運動，例如超現實主義與原始主義（primitivism）， 它們援引民族誌做為靈感泉源。Marcel Griaule與Michel Leiris這兩人是將人類學與法國前衛相結合的例子。在這段期間，被稱為「民族學」 ethnologie的東西都侷限於博物館，例如由Paul Rivet所創立的「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而且人類學與民俗研究具有緊密關係。

然而，最重要的是李維史陀協助了法國人類學的制度化。除了他的結構主義對於跨越許多學科的巨大影響力之外，李維史陀建立了美國與英國人類學家的連結。在此同時，他在法國各地建立研究中心與研究室，以提供人類學之內的一套制度脈絡，他也訓練幾位具影響力的學生，例如Maurice Godelier與 Françoise Héritier，他們對法國人類學世界確實有極大影響。今日法國人類學的許多特性，源自於大多數人類學研究都在國家資助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所進行，而不是在大學科系。

其他在1970年代具影響力的作者包括Pierre Clastres，他在對於巴拉圭的Guayaki部族所寫的書中，提到「原始社會」主動對抗國家的制度。因此，這些無國家的社會並不是比具有國家的社會更不先進，而是採取主動選擇，將國家制度變換成一個來自社會的單獨功能。領導人只是為一個群體發聲的發言人，當這個群體需要跟其它群體往來時（「國際關係」），但並不具有群體內部的權威，而且當這個領導人想濫用職位時，群體可猛然讓他去職。

從傅科與李維史陀之後，法國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是皮耶·布迪厄，他早年的學術訓練是哲學與社會學，最後獲得法蘭西學院的社會學講座。然而，如同牟斯及其他在他之前的學者，他的研究主題同時包括社會學與人類學。他對於阿爾及利亞Kabyle人的研究使他穩坐人類學的堅強地位，而他對於歐洲社會時尚與文化資本的功能與再生產的分析，則讓他穩坐社會學的堅強地位。

[编辑] 歐陸

希臘與葡萄牙的人類學受到英國人類學影響較多。希臘從十九世紀以來有一門民俗科學，稱為laographia (laography），採用「對國內研究的科學」的形態，雖然它的理論薄弱；但這門學科的內涵在二次大戰之後有了深刻改變，當時有一批英美人類學家引進一門「對外研究」的科學 [21]。在義大利，民族學與相關研究的發展所受到的注意，並不像其他學科一樣多[22]。

[编辑] 澳洲紐西蘭

[编辑] 日本

在日本的大學，一般來說，隸屬於理學部生物學系的「自然人類学」（華語譯為「體質人類學」），以及社会科学系学部設置的文化人類学，在學院制度上完全分離。在学会方面也是如此，自然人類学的日本人類学会，也與文化人類学的日本文化人類学会（舊名為日本民族学会）區隔開來。然而，就日本的人類學特色而論，存在著受到今西錦司所影響的靈長類學，以及立場介於自然科学與社会科学中間的生態人類學傳統[23]。

[编辑] 二次大戰後歐美人類學的對話

在二次大戰之前，英國「社會人類學」與美國「文化人類學」依然是明顯區分的兩個傳統。在戰後，有足夠數量的英國與美國人類學家彼此採借概念與方法論取向，因此有些人開始將這兩個傳統合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

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中期，人類學逐漸傾向於以自然科學為典範。某些人類學家，例如Lloyd Fallers與克里福得·葛茲，聚焦於現代化過程，新獨立國家可藉此而發展。其他學者，例如朱利安·史都華（Julian Steward）與懷特（Leslie White），聚焦於社會如何發展與適應於他們的生態區位--這個取向藉由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而大行其道。受到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所影響且由馬紹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與喬治·道爾頓（George Dalton）所實踐的經濟人類學，挑戰了標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而將文化與社會因素納入考慮，並將馬克思學派的分析方式運用於人類學研究。在英國，社會人類學的理論典範開始分裂，當麥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與彼得·伍斯利（Peter Worsley）嘗試採用馬克思理論，而其他研究者如羅德尼·尼丹（Rodney Needham）與艾德蒙·李區（Edmund Leach）將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融入他們的作品。

結構主義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也影響了許多學科發展，包括心理人類學、認知人類學與成分分析。有些作者，例如大衛·施奈德 （David Schneider）、克里福得·葛茲與馬紹爾·薩林斯發展了一套更顯露內裡的文化概念，將文化視為意義或含義的網絡，這在人類學之內與之外都非常受歡迎。呼應這些時代的議題，許多人類學家參與政治，透過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以及對越戰的反對[24] ；馬克思理論變成這個學科越來越受歡迎的理論取向 [25]。到了1970年代，在一些選集，例如《重新發明人類學》（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作者們就擔憂人類學的中立性。

自從1980年代以來，權力成為人類學的核心議題，例如艾瑞克·沃爾夫的《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在1980年代，像是《人類學與殖民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反思人類學與殖民不平等的關連，在此同時安東尼奧·葛蘭西與米歇爾·傅柯等等理論家的無盡影響力，將權力與霸權的議題成為矚目焦點。性別與性議題成為受歡迎的題目，正如歷史與人類學的關係，再度受到馬紹爾·薩林斯所影響，他援引李維史陀與費爾南·布勞岱爾的作品，以檢視介於社會結構與個人施為者之間的關係。同樣對這些議題有影響力的作者包括 尼采、馬丁·海德格爾，以及法蘭克福學派、雅克·德希達與雅各·拉岡的批判理論[26]。

在1980年代晚期與1990年代，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與詹姆士·克力弗（James Clifford）思索民族誌的權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特別是人類學知識如何（與為何）可以成立與具權威性。他們反映著這個學門的女性主義者所發起的研究與論述，雖然他們辯解說自己特別關注在這些先驅的批評 [27]。然而，女性主義者建立理論與研究方法的重要面向變成「習慣上所必須的」，是人類學「後現代時刻」的一部份；民族誌變得更具反身性，明確表明民族誌作者的的研究法，文化、性別與種族的立場，以及這些因素對於她（或他）的民族誌分析所具有的影響。這是當時流行的一股更普遍的後現代潮流的一部份。[28]。當前的人類學家注意的是當代世界的諸多議題，包括全球化、醫療與生物科技、原住民權利、虛擬社群，以及工業化社會的人類學。

[编辑] 華人地區的人類學

人類學這門學科進入華人地區之後，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與新馬地區的學術圈都長足發展，以下首先介紹這些地區的人類學傳統，再論及海外華人社會研究。

[编辑] 中國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首任院長為蔡元培。其中社會科學研究所下設民族組，歷史語言研究所設址於廣州中山大學，兩者堪稱是中國最早成立的人類學研究機構。

在中国大陸，广义的人类学和狭义的人类学概念都有人采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内地的人类学更趋向于特指文化人类学，并与民族学相关联。

[编辑] 臺灣

臺灣的人類學源自於日治時期(1895-1945)對於原住民（當時稱為「蕃人」）與漢民族的風俗習慣調查。依據劉斌雄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東京人類學會時期，1895至1900年。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1901到1928年。三、臺北帝大成立到臺灣光復，1928到1945年[29]。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是目前臺大人類學系的前身。1945年大戰結束，原帝國大學改為國立臺灣大學，該講座亦隨之更名為「民族學研究室」，附屬於文學院歷史學系。1949年設立「考古人類學系」，原「民族學研究室」的相關資源同時併入該系（於1982年改稱人類學系），為台灣人類學研究與教學工作奠立基礎。

1949年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創立背景，係與當年隨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的考古學家與民族學家有關，同時遷臺的相關學術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保存詳盡的河南安陽殷墟早期發掘標本，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等學者進行研究，晚近學者則以臺灣與東南亞地區考古發掘為主。1955年由民族學家凌純聲籌設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初期繼續探討中國少數民族，並對臺灣原住民社會進行搶救民族誌研究。主題逐漸擴展到包含原住民、漢人、大洋洲、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目前為臺灣陣容最龐大的人類學機構。

臺灣人類學的學術組織為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人類學相關系所數目在1980年代後逐漸增長，目前包括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慈濟大學人類發展研究所、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佛光大學人類學系等等。人類學也成為許多大學系所與通識教育的課程。

在1949年之後的臺灣人類學發展，如同其他社會人文學科，受北美傳統影響極深，採取廣義的四大分支。臺灣人類學家的學科歸屬，按成員多寡依序為文化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語言人類學家則極其有限。亦有前往英國、法國及歐陸各國留學的學者，代表歐陸的社會人類學傳統。歐美兩大傳統之間產生許多對話，也使得臺灣人類學在東亞地區獨樹一幟，具備多角度的國際視野。

在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臺灣是歐美等國人類學家研究華人社會的重要田野地點，曾出版許多知名民族誌作品，例如：葛伯納(Bernard Gallin)[30]、武雅士(Arthur Wolf)[31]、Margery Wolf[32]、孔邁榮(Myron Cohen)[33]、桑高仁(Steven Sangren)[34]等人的作品。由本土人類學家撰述的民族誌為臺灣人類學立下深厚基礎，包括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大人類學系、政大民族學系及大學院系的期刊與專刊，以及各博物館、省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基金會與出版社刊行的期刊、民族誌與譯本等等。博碩士論文也累積相當可觀的民族誌。

以往臺灣的文化人類學家傾向研究本土的原住民與漢人社會，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對臺灣的族群多樣性與社會文化變遷留下珍貴記錄。也為1990年代以來勃興的本土區域族群研究，包括原住民、客家、閩南、當代流行文化等，建立堅強的理論與方法論基礎。另一方面，臺灣地區自1960年代以來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也產生對於考古搶救發掘的迫切需求，例如臺南科學園區的考古發掘案。近年來，臺灣加強對東南亞社會與太平洋南島民族議題的跨學科關注，人類學家也參與其中。

另一方面，隨著歐美人類學對華人社會的研究重心轉移至中國大陸，許多留學海外的臺灣人類學家也隨之前往中國研究，其中以少數民族地區居多，並進一步引領臺灣學生繼續研究相關主題。海峽兩岸的人類學交流也漸趨頻繁。

總括來說，臺灣人類學將兼顧傳統與創新，持續在臺灣本土、東南亞與太平洋、中國大陸等地進行研究，以促進民族誌知識累積、理論對話與應用普及。


[编辑] 香港

[编辑] 新加坡馬來西亞

[编辑] 海外華人研究

[编辑]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請參閱民族誌。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全貌觀 
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社会的文化元素和行为，把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文化相對論 
这是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态度和文化评价。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一般采用文化主位研究法，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
泛文化比較 
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

[编辑] 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编辑]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

參閱文化人類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語言人類學

在美國[35] ，人類學經常被界定為"整體論"(全貌觀)且立基於"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有一場持續進行的爭辯，是關於這究竟在美國學術制度架構中，從理論上與實務上是否具有意義。支持者[36] 認為人類學的整體觀有兩種意義：這門學科是探討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所有人類，並且探討人類的所有面向（演化、生物體質、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言、心理等等的面向）; 而且依循著這個四大分支的人類學取向，有許多學術課程與研究計畫，涵蓋以下項目：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人類學以及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這個將人類學界定為整體論 與"四大分支"研究取向，由許多居領導地位的人類學家所爭論[37][38][39] ，他們認為這些想法是從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演化思想的產物，這並不適合用來將科學實證論特別強加於文化人類學之上[37] 。對於社會文化人類學(本質上關連到[[人文學])與「生物-體質人類學」(本質上關連到自然科學)加以「整合」的這股壓力，已被學者批評為不恰當的實證論（其信念是，唯一正確的知識源自將科學方法）加諸於文化人類學[37] 。這個評論是在1960年代晚期，針對社會生物學的發展所提出的(由多位人類學家，如馬紹爾·薩林斯)所提出，並針對美國人類學的"四大分支整體論"[37] 。雖然這四大分支及對它們的爭辯是源自於美國，但這些已在美國的學術影響力之下，向國際間輸出[40] (請參閱討論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的關係這個段落，以了解更多細節)。

四大分支包括:

  • 社會文化人類學是對於一個特定人群的文化與社會組織的研究，這往往透過長期、密集的田野研究（包括參與觀察法）。文化與社會組織包括以下幾項：語言、經濟政治組織、法律與衝突調解、消費與交換模式、親屬與家庭結構、性別關係、兒童養育與社會化、宗教、神話、象徵等等；美國各大學更常使用文化人類學這個術語。英國各大學傾向於稱呼這個學科為社會人類學，而且二十世紀許多學者強調對社會組織的分析，多過於對文化象徵的分析。在某些歐洲國家，社會文化人類學則是稱為民族學(ethnology)（這個名詞由寇拉(Adam František Kollár)於1783年所創[41]，民族學亦由英語國家所使用，指稱社會文化人類學之中的比較研究面向）。分支學科及相關領域包括心理人類學、民俗學、宗教人類學、族群研究、文化研究、媒體人類學與網路人類學，以及對於社會實踐與文化形式的傳播(人類學)研究。
  • 考古學研究器物(由以往人類活動所修整的物質)的分布與型式，帶有瞭解古代人群的分布與移動、人類社會組織發展、以及當代人群之間關係等等議題的目的；考古學亦對群體遺傳學家、歷史語言學家及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提出貢獻。考古學包括許多田野研究技術（遙感、地表調查、地球科學研究、coring、發掘）、地表變異性的數據、器物磨損模式的調查、堆積調查等等。考古學家主要研究由史前人類群體所製造的物質，但也包括了當代、有歷史的與民族誌記載的群體。在北美以外地區，考古學常被認為是一門獨立的（但相關的）學科，雖然它與人類學的物質文化領域具有緊密相關，後者處理由一個現生或以往的群體所創造或使用的物件，做為瞭解這個群體文化價值的方法。

有部份人類學的次領域(次分支)跨越了這些分支。例如，醫療人類學往往被視為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分支；然而，有許多研究醫療議題的人類學家也探討群體中的生物變異，或是文化與生物的互動。他們也可能採用語言分析，以了解圍繞在衛生與疾病議題的溝通，或是運用考古學技術，以了解歷史時代或史前時代人群的衛生與疾病。同樣地，法醫人類學也可能同時採用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的技術，而且也可能採取類似醫療人類學家的作法。環境人類學或生態人類學是逐漸成長的次領域，關注人類及其環境的關係，是另一個結合文化人類學與生物人類學研究取向的例子（有時也包括考古學在內），這是由於它能處理範圍甚大的許多議題，從環境主義、野生動植物保育或棲息地保護、到傳統生態知識與行為。生物文化人類學是一個廣義的術語，用以描述各種文化與生物觀點的融合。

最近美國幾所知名大學的人類學系已開始將人類學一分為二：其中一個強調人文學、批判理論以及詮釋或符號學的研究取向；另一個強調演化理論、量化研究法、並有清楚的理論測試（重於表意敘述）[43]。但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壓力，至少使得一所甚有名望的人類學系重新整合[44]。在某些大學，生物人類學與考古學的課程也從人類學系轉移到生物學或其他相關學科的科系。在美國人類學會曾有諸多討論，而在北美地區的大學，這個四大分支的某種組織型態，將會持續存在。

正如前面列舉的各個分支，人類學是一個具有多樣化的方法論的學科，包括了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民族誌研究方法--植基於實地田野研究的密集個案研究--在社會文化人類學以及語言人類學的文獻上，具有一個歷史上的核心地位，但這種研究法正由混合各種研究方法的取向所補充。目前，科技進步已刺激人類學各個分支的方法論創新。碳元素定年法、群體遺傳學、GPS、數位攝影與錄音等等，僅僅是刺激人類學研究嶄新發展的眾多新科技的其中幾項。

[编辑] 應用人類學

主條目：應用人類學

應用人類學也許最好被視為一個重點強調，而不是如同標準的四大分支意義下的另一個分支。應用人類學家可以為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或私人企業工作，運用來自四大分支的研究技術來處理一些議題，例如政策執行、影響評估、教育、行銷研究或產品發展。

[编辑] 關於人類學史的爭論

人類學家，如同其他研究者(特別是從事田野研究的歷史學家與科學家)，在過去曾協助國家政策與計畫，尤其是殖民主義[45][46]。

某些評論者指出:

  • 人類學這個學科由殖民主義所生成，也許與殖民主義具有結盟關係，並從它衍生出一些基本概念，無論是不是有意識地[47]。
  • 人類學家往往比他們所研究的人們享有更多權力，因此他們的知識生產過程是一種竊取，在其中人類學家謀求自己的獲益，而犧牲了報導人。
  • 民族誌研究工作往往是反歷史的，他們在書寫這些人群的時候，就好像他們是在一種「民族誌的現在式」之中，而「脫離時間」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Its Other).

[编辑] 人類學與軍事

人類學家與美國政府的關聯，格外引發在這個學科之內的激烈爭辯。鮑亞士公開反對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在戰後發表了一篇綜合報告，披露與譴責幾位美國人類學家以科學家身份做為偽裝，參與在墨西哥的間諜活動。然而到1940年代，鮑亞士學派的許多人類學家積極參與同盟國的戰爭行動，以對抗「軸心國」(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日本帝國)。許多人在陸軍服役，且有其他人在情報機構服務(例如，戰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與戰爭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在此同時，David H. Price對冷戰時期美國人類學的研究顯示，有幾位美國人類學家由於對共產黨表示同情，而遭到撻伐並解職。

[编辑] 人類學的目的

簡單而言，人類學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這個個體。但更深層而言，這種研究不僅僅在於人的軀體構造之理解，而是人類所有思維與想法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人類如何行動、如何認知自己的行動、行動的結果又如何影響人的思考以及人與其他群體、象徵的互動即是人類學最根本想解答的問題。

人類學的研究不在於找出一份解答，也不在於試圖給予一標準答案。相反的，人類學研究試圖找出所有的可能解答，然後用各種解答儘可能回答問題的某個部分。如此回答之下，人類學強調的是尊重每個群體的解答，以及用同理心詮釋每個解答的真實認同。也許在其他學科看來，人類學家只是在玩“換句話說”的遊戲，只是某種不科學的社會科學。但以另種層面而言，人類學的研究目的並非追求一個真實，而是追求所有面向的真實——即使真實只有一個，但每個人看到的“那個”真實，往往難劃齊一。

[编辑] 参考文献

  1. ^ Wolf, Eric R.(1964) Anthrop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2. ^ Akbar S. Ahmed (1984). "Al-Beruni: The First Anthropologist", RAIN 60, p. 9-10.
  3. ^ J. T. Walbridge (1998). "Explaining Away the Greek Gods in Isla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9 (3), p. 389-403.
  4. ^ Richard Tapper (1995). "Islamic Anthrop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Islam",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8 (3),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and Islamic Texts, p. 185-193.
  5. ^ Akbar S. Ahmed (1984). "Al-Beruni: The First Anthropologist", RAIN 60, p. 9-10.
  6. ^ Stocking, George W.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London: The Free Press.
  7.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 ^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3)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other dubious discipl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4:453-466.
  9. ^ 關於人類學各種類型的文化相對論，請參閱 Spiro, Melford E. (1987) "Some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Relativ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motion and Reason," in Culture and Human Nature: theoretical papers of Melford E. Spiro. Edited by B. Kilborne and L. L. Langness, pp. 32-5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 ^ Gellner, Ernest. (1998) Language and solitude: Wittgenstein, Malinowski, and the Habsburg dilem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 Gellner, Ernest, ed. (1980) 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 ^ Stocking, George Jr. (1963) "Matthew Arnold, E. B. Tylor, and the Uses of Inven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5:783-799, 1963
  13. ^ Tylor, E. B. (1865)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4. ^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5. ^ Malinowski, Bronisław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16. ^ Jack Goody (1995) The Expansive Moment: The Ri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in Britain and Africa, 1918-1970 review: [1]
  17. ^ Thomas William Heyck [2]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2, No. 5 (Dec., 1997), pp. 1486-1488 doi:10.2307/2171126
  18. ^ 這也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影響，他將資本論一書獻給摩爾根。
  19. ^ Stocking, George W.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London: The Free Press.
  20. ^ Mauss, Marcel (1938) "A category of the human mind: the notion of person; the notion of self.," in M. Carrithers, S. Collins, and S. Lukes, eds.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Pp. 1-25.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given as “Une categorie de l’Esprit Humain: La Notion de Personne, Celle de ‘Moi’,” for the Huxley Memorial Lecture and appear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68.
  21. ^ Geneviève Zoïa, « L'anthropologie en Grèce », Terrain, Numéro 14—L'incroyable et ses preuves (mars 1990) , [En ligne], mis en ligne le 7 octobre 2005. URL: http://terrain.revues.org/document3641.html. Consulté le 15 juin 2007. （法文）
  22. ^ Grottanelli, Vinigi Ethnology and/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Italy: Traditions and Developments (and Comments and Reply). Other authors: Giorgio Ausenda, Bernardo Bernardi, Ugo Bianchi, Y. Michal Bodemann, Jack Goody, Allison Jablonko, David I. Kertzer, Vittorio Lanternari, Antonio Marazzi, Roy A. Miller, Jr., Laura Laurencich Minelli, David M. Moss, Leonard W. Moss, H. R. H. 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Diana Pinto, Pietro Scotti, Tullio Tentori.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8, No. 4 (Dec., 1977), pp. 593-614
  23. ^ 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AD%A6　
  24. ^ Fanon, Frant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25. ^ Nugent, Stephen Some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ical structural Marxism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ume 13, Number 2, June 2007, pp. 419-431(13)
  26. ^ Lewis, Herbert S. (1998)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its Consequ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 716-731
  27.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8. ^ Gellner, Ernest (1992)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p: 26-50
  29. ^ 劉斌雄 1975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0：5-17。
  30. ^ Bernard Gallin (1966) Hsin Hsing, Taiwan: 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1. ^ Arthur Wolf (1978),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 ^ Margery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3. ^ Myron Cohen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 ^ Steven Sangren (1987)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 Sydel Silverman Introduc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3, No. 1, Supplement: Inquiry and Debate in the Human Sciences: Contributions from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0-1990 (Feb., 1992), pp. 1-6
  36. ^ Shore, Bradd (1999) Strange Fate of Holism. Anthropology News 40(9): 4-5.
  37. ^ 37.0 37.1 37.2 37.3 Segal, Daniel A.，Sylvia J. Yanagisako (eds.), James Clifford, Ian Hodder, Rena Lederman, Michael Silverstein（2005）．Unwrapping the Sacred Bundle: Reflections on the Disciplining of Anthropology．Duke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3] reviews: [4] [5] [6] [7]
  38. ^ Robert Borofsky The Four Subfields: 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June 2002, Vol. 104, No. 2, pp. 463-480 doi:10.1525/aa.2002.104.2.463
  39. ^ Robin Fox (1991) Encounter With Anthropology ISBN 0887388701 pp.14-16
  40. ^ Smart, Josephine (2006) "In Search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A Discipline Caught in a Web of Nation Building, Socialist Capi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Arturo Escobar, eds.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in Systems of Power. Pp. 69-85. Oxford: Berg Publishers.
  41. ^ Han F. Vermeulen, "The German Invention of Völkerkunde: Ethnological Discourse in Europe and Asia, 1740-1798." In: Sara Eigen and Mark Larrimore, eds. The German Invention of Race. 2006.
  42. ^ Salzmann, Zdeněk.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43. ^ Shea, Christopher and Scott Heller (29 May 1998) "Stanford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Will Spli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4. ^ Trei, Lisa (14 Feb 2007) "Anthropology departments instructed to form combined unit." Stanford Daily News
  45. ^ Asad, Talal, ed. (1973)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46. ^ van Breman, Jan, and Akitoshi Shimizu (1999)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47. ^ Gellner, Ernest (1992)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p: 26-29.
  • 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ISBN 7-208-00082-4

[编辑] 参見

[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 組織

[编辑] 歐美地區

[编辑] 澳洲紐西蘭

[编辑] 東亞

[编辑] 日本

[编辑] 華人地區

[编辑] 資源